文／尚智

榮獲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克魯格獎的著名史家余英時，在陳致訪談《我走過的路：余英時訪談錄》（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二○一二）時，回憶了童年歲月。余英時一九三○年在天津出生，幼時住過北平、南京、開封、安慶等城市，但是時間都很短暫，記憶也很零碎，直到七歲時，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至一九四六年，這九年間回到祖先居住的故鄉──安徽省潛山縣官莊鄉，余英時有一句耐人尋味的話：「我頓然從一個都市的孩子變成了一個鄉下的孩子。」

余英時頗以這段鄉居記憶自豪，他在《余英時回憶錄》（台北：允晨文化實業公司，二○一九）提到，這段經歷讓他對中國傳統社會獲得了親切認識，也是他自認與同一代知識青年略有不同之處。他說自己的大學同學，很多人是在都市長大，談起中國鄉村生活沒有實際經驗，因此容易接受一種政治意識形態的宣傳，認為只存在地主剝削農民的階級關係。

但是余英時童年在家鄉所見並非如此，根據他的記憶，當地實行永佃制，地主不能輕易趕走佃戶，也不能欺負佃戶，如果佃戶上交不多，也就算了，同鄉之人彼此不乏同宗的親戚關係，有些佃戶還是地主的長輩，過年過節地主要向他磕頭。換言之，地主與佃戶之間，不是絕對性的強勢與弱勢關係，譬如地主如果是孤兒寡婦，就可能被佃戶欺負。

另外，余英時在訪談錄說：「鄉居的記憶從第一天起便是愉快的。」因為回到大自然的懷抱，他曾經在河邊和山上度過無數的下午和黃昏，有時候躺在後山草地上，聽鳥語蟬鳴，令人聯想到古人所謂的「天人合一」境界。值得留意的是，並非每一個當時童年住過鄉下的人，都有如此美好的回憶。

依據原私營紡織廠女工金阿妹的口述歷史，該文收入程郁、朱易安著《上海職業婦女口述史：1949年以前就業的群體》（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二○一三）。她跟余英時一樣是一九三○年出生，上海嘉定人，一九三七年爆發八一三淞滬會戰之後，為了躲避戰禍，只好回到嘉定鄉下。金阿妹當時年紀太小，無法跟大人一起種田，於是要負責養一頭牛、兩隻豬，還要照顧小孩。

她有一次瘧疾發作，身體直發抖，可是窮人無藥可吃，大人不讓她休息，叫她出去走走跑跑，說這樣就會好，最後只好在外面的稻草堆上躺一會兒，才挺了過去。金阿妹回顧這段童年的鄉居歲月，「只記得一天到晚要做工，做得苦死了。」

以金阿妹的童年經歷為對照，這提醒我們，不同家庭背景的孩子，對於鄉居生活的經歷及體會有截然不同的視角。余英時謙稱自己不是世家出身，祖先無人考取進士，他的父親余協中這一代開始離鄉外出，曾經留學美國，是研究西洋史的大學教授，但是根還在家鄉，因此抗戰爆發後，其子余英時被送回安徽深山的老家寄養。

由於余英時的家庭背景是中小地主出身，雖然他表示每年收租不夠開銷，父親出國留學還要借錢與出賣部分田地，但是相較而言，他恐怕無法真正體會佃戶的辛勞與被壓迫，自然不認為地主與佃戶的矛盾，是所謂的「階級鬥爭」。另一方面，余英時的家庭出身，讓他無須從事農村勞動，這是他對於童年的鄉居歲月，產生「浪漫化」回憶的背景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