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按：
生活是永無止盡的學習，
當代人物集合各領域的大師，
將他們的生活哲學、工作理念、藝術觀點……具體呈現，
這是一場知性與感性的文化饗宴，
首先邀請甫於去年獲得有人文諾貝爾獎之稱的
克魯格獎的余英時院士，
關於如何應對中國傳統文化與西方文化對立的處境，
在當代人物中有詳實的報導。
柏楊、尹雪曼、陳之藩、梁丹丰等藝文界的意見領袖
將在當代人物陸續開講。

去（2006）年十二月五日，美國國會圖書館舉行「2006年克魯吉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John W. Kluge Prize）」頒獎典禮，表彰著名的歷史學家余英時，在他的研究領域裡扮演開創性的角色，對學術界和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

美國國會圖書館讚揚余英時，是當代最偉大的中國歷史學家，也是讀者最多的中文歷史學家，曾經在文化大革命後，搶救了飽受摧殘的孔子遺產，並且激發年輕學者，重新挖掘中華文化的博大精深；此外，余英時對中國大陸民主運動的同情，以及對流亡海外的八九民運人士的支持，更是大家津津樂道的話題，對於六四事件後被迫流亡海外的一批知識分子和學運領袖，包括劉賓雁、蘇曉康、阮銘、張郎郎、張伯笠等人來說，普林斯頓大學「中國學社」是他們人生旅途中最難忘的驛站和庇護所，而余英時夫婦催生功不可沒。儘管余教授的主張與北京官方思想相抵觸，但他的著作近年來在中國大陸卻大量出版，閱讀余英時蔚為風潮。

中華文化重返主流
解決中西文化對抗問題

現年七十六歲的余英時，是第一位以研究中國古代史而獲得克魯吉獎殊榮的華裔學者。他得獎後接受訪問時指出，他獲頒克魯吉獎，說明西方學術界也很重視中國研究，美國社會沒有狹隘的西方中心主義；他的獲獎也可能對其他學者產生鼓勵的作用。余英時表示，中華文化和西方文明的基本價值有很多重疊之處，他深信，一旦中華文化重返主流，所謂兩種文化相對抗的問題將不復存在。

得獎對余英時的生活並沒有太大的改變，雖然這個「人文諾貝爾獎」的確是對他學術事業的一個肯定，「但是談不上我達到了學術事業的巔峰」。他希望這件事情快點過去。因為「這一個月的吵吵鬧鬧把唸書的時間都耽擱了，並不是我不看重這個獎，而是覺得這個獎只是個象徵意義，過去就過去了」。

這種淡泊、平實而謙遜的讀書人情懷，不禁讓我想起多年前訪問余教授時，他對我的報導只有一個要求，「不要給我吹肥皂泡」。

當時趁著他返台開會之便，我到他下榻的旅館進行訪問，余教授雖然長年旅居美國，卻也有極其中國的一面，譬如他捨大飯店必備的紙拖鞋或皮拖鞋不用，自備了一雙老布鞋，那種傳統婦人親手綴衲出來的藍布鞋，而且後跟踩平了，使它更為舒服輕便，余教授說，「通化街買的，我到哪兒都帶著」。余英時到哪兒都帶著的物品，還有一樣，那就是他的煙斗。那場訪談就從余先生點起了煙斗開始。

這次為了這篇報導，我給余教授寫了封信，他的囑咐仍然只有一個，「世界上沒有什麼人真正偉大，那都是別人為他吹的肥皂泡，肥皂泡未破之前很好看，色彩斑斕，卻很容易破，破了就什麼都沒有了，你們千萬不要給我吹肥皂泡」。

只上過一年小學
少年時代在鄉下度過

余教授的尊翁協中先生，是一位西洋史教授，早年畢業於美國考爾格大學，獲碩士學位，又曾在哈佛大學研究，曾任南開大學教授、東北中正大學文學院長，史學之外，文學、哲學的造詣也很深，這樣的家學淵源，奠下了余教授從事學術研究的良好根基。

余教授說，他所以學歷史，當然和父親有關。「在我父親之前，我的家族是很普通的農家，半耕半讀，沒有功名，父親從鄉下私塾到新式教育，從北京大學到海外留學，完全是自己讀出來的。抗日戰爭爆發後，父親隨校南遷，我則避居鄉間，因此一直到民國卅五年，有五年時間，不但沒有書齋，連學校都沒有，可說一般人所受的正統教育在我這個階段都付之闕如。」

一般少年求學的黃金時代余英時卻在鄉下度過，那麼這段鄉間生活應該深深影響了他。「確實，這段鄉間生活對我影響很大，若我對中國社會還有點了解，得歸功於這段經驗」，余教授說：「那兒是最原始的農村，沒有自來水、沒有電、交通工具是轎子、滑竿或兩條腿。在那幾年中，我只上了一年小學，至於新式教育，是到抗戰勝利以後到瀋陽才開始，那時我已是十六、七歲是考大學的年紀了。總而言之，我的求學經歷十分不正常，好處是對鄉下生活有深入了解，像我這一輩的人，多半在城市長大，根本不曉得傳統社會是什麼樣子，對鄉下的認識，對中國的禮俗、親族關係等，都是書上看來的。」

余英時在那個窮鄉僻壤，印證了共產主義所謂的階級鬥爭是胡說八道，他說：「那兒一般的地主，不過一、兩百畝田，勉強夠過活，佃農不交佃租一點辦法都沒有，地主不能賣田，佃農是趕不走的，他有耕田的權利，因此只有靠人際關係來收租，佃農錢不夠，地主也只有少收點，遷就佃戶。共產黨那套階級鬥爭在這兒根本弄不起來，大家都是親戚，幾百年來都一塊居住，不可能如現代社會大都市純經濟考量的僱主與傭工的利害關係。類似這樣的社會狀態，居住在城市的人能了解嗎？」

當年余英時並不覺得這段鄉居生活有什麼了不起，只是尋常過日子，但離開之後，從事學術研究，談起中國文化問題，早年的經驗便在研究中起作用。

「一般人談起『中國文化』，只是空泛的四個字，中國文化有什麼內容，放在生活實踐裡是什麼樣子？現代的學者大多受西洋教育、商業統管一切、人與人的關係完全變了，如何能了解至少兩千年來的廣土眾民的生活？而我能用自己的經驗來修正學界的看法。我在鄉下與祖母生活，至少我親眼見到裹小腳是怎麼回事。當然這種經驗只限於一鄉一時一地，也不能無限擴大，但一個角落裡能看出中國的情況。」

讀了一本無字的社會書

說起來，余英時整個求學階段都不正常，中日戰爭、國共內戰就把他整個讀書機會毀掉了，但余教授說：「我雖然沒唸書，但唸了一本無字的社會書，正規學業我後來加倍趕上了，但這本社會書卻是旁人求也求不來，趕也趕不上的。我對中國社會直接的認識與體驗，當時不知道，至今回想起來那也是種教育。」

一九五○年春天，余英時到香港探望父親，卻因緣際會進入剛成立的新亞書院就讀，並且追隨國學大師錢穆先生長達四十年。受教於錢穆先生，固然是余英時走向學術殿堂的起點，然而受錢先生推薦赴美進修，更是他一生最具關鍵的轉捩點。他在哈佛大學受業於楊聯陞先生，修得歷史學博士，隨後獲聘為耶魯大學的「西摩爾講座」，這也顯示余先生的學術成就受到肯定。

余教授從錢先生那兒奠下了治學原則，又從楊先生那兒獲得嚴密的研究方法，因此他二人可說是塑造余教授的學術生命的兩大宗匠。余教授也談到他融會貫通之後的研究方法，他說：「在國外求學，絕不能只唸中國東西，要多聽別的課，了解西方的材料是什麼，他們怎麼唸，這對我們有啟迪作用。當然也不能照本全收，現在留美的中國學生就有這個毛病，尤其大陸學生在歷史學方面可說毫無所得，光教育他們去掉錯誤思想就得花幾年工夫。常說『史無定法』，研究歷史不是只有死的方法，要看你如何活用，研究思想史、政治史、制度史……沒有一成不變的方法，主要是看你的研究材料如何蒐集，是否毫無遺漏的看過」。

除了撰寫史學專論之外，余教授前些年還經常在國內報章雜誌上寫稿，他的論述文章表達了他深濃的社會關懷，他以一種悲天憫人的中國情懷來評論時事、提供建語，要大家加強人文學術的研究，正視自己的文化傳統。

與古人為伍 樂在退休生活

二○○一年，余英時從普林斯頓大學正式退休，「隱居」於普林斯頓的郊外。他與太太充分享受老年生活，用他自己的話說，「我倆人生價值觀相同，不僅是生活伴侶，而且還是朋友」，這種夫妻感情諧樂和合的家庭生活讓他非常滿意。

他的退休生活就是專心工作，這已成為一個生活習慣。按照他的話說，這「不是我比別人用功，而是因為我的工作和娛樂是結合在一起的。因為不需要在人前證明自己的存在，所以沒有寂寞感。我的朋友還有古人呢。」


【余英時小檔案】

安徽潛山人，1930年生於天津。

1950年至1955年就讀於香港新亞書院及新亞研究所，

師從錢穆先生。

1956年至1961年就讀於哈佛大學，

師從楊聯陞先生，獲博士學位。

曾任美國密西根大學、哈佛大學、耶魯大學教授

中國香港新亞書院院長兼中文大學副校長，普林斯頓大學講座教授。

2001年從普林頓大學退休。

現居美國。

【當代重要作品】

《未盡的才情：從顧頡剛日記看顧頡剛的內心世界》

出版社／聯經

《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出版／時報

《歷史人物與文化危機》

出版／東大

《中國近世宗教倫理與商人精神》

出版／聯經

《重尋胡適歷程─胡適生平與思想再認識》

出版／聯經

《猶記風吹水上鱗─錢穆與現代中國學術》

出版／三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