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尚智

如果想認識東亞歷史，相對於源於西方世界的近代外交「條約體系」，許多學者認為「朝貢體系」是理解古代東亞世界國際關係的關鍵。關於朝貢體系，費正清（John K. Fairbank）是二次大戰以後西方的代表學者，也成為後來相關討論的重要基礎。

他在1970年代提出，古代中國由於在各方面的優勢地位與豐富資源，使周邊的區域與人群皆受到中國中心論（或稱中華中心主義，Sinocentrism）的影響，形成以中國為中心由近而遠的等級世界，即「中華世界秩序」（Chinese world order）；透過向中國的朝貢（tribute），使東亞諸國的經濟關係亦從屬於這樣的政治架構。

朝貢體系論的熱度不減，很大原因是1980年代以後，日本學界開啟的一連串討論，當中以濱下武志為代表學者。他受到學界重視的開創性見解，主要分成四點：

第一，費正清等早期的西方學者，往往把亞洲近代史視為西方列強對亞洲的「外部」衝擊來解釋，也就是「衝擊與回應」模式；濱下武志則挑戰西方中心論，從亞洲各國「內部」探討西歐式近代帶來的影響。

第二，他不是孤立地看待各國歷史發展的內因，而是以亞洲整體規模來設定問題領域，並作為歷史探討的對象，於是突破國別史的限制框架，把亞洲（尤其是東亞）視為一個歷史發展的整體區域。

第三，從近代亞洲市場形成的角度探討近代亞洲史，他把以亞洲為範圍，具有一定程度自主的區域市場，稱為「亞洲經濟圈」。

第四，由於長程貿易通常採用海運方式，海洋通道連結了沿海的貿易口岸與樞紐城市，因此他重視亞洲大陸與環大陸地帶構成的海洋地區。

透過這樣一層又一層的推敲，濱下武志在《近代中國的國際契機：朝貢貿易體系與近代亞洲經濟圈》強調：「以中國為核心的、與亞洲全境密切聯繫存在的朝貢關係，即朝貢貿易關係，是亞洲而且只有亞洲才具有的、唯一的歷史體系，必須從這一視角出發，在反覆思考中才能夠推導出亞洲史的內在聯繫。」因此，他的重要結論之一是：「19世紀中葉以來形成的亞洲近代市場，並非是在近代西歐資本主義迫使亞洲對外開放的過程中形成，而是西歐加入了亞洲早已形成的貿易網絡，加入了亞洲原有的市場。」濱下武志以朝貢貿易作為朝貢體系的核心，把亞洲（或東亞）視為一個整體的史觀，在20世紀末以來東亞國家政經力量復興的時代背景下，近20餘年廣受國際學界重視。

費正清把越南與韓國、日本、琉球等，合稱為「中華文化區」（Sinic Zone），也是朝貢體系論研究的重點對象。但是現有的歷史研究，多以中國與日本、韓國等東北亞地區為主，較少探討朝貢體系論在東南亞地區的歷史解釋適用性。越南居於中南半島，北鄰中國，在19世紀中葉以前深受中華文化影響，越南官方的漢文史書《大南實錄》，係阮朝歷代皇帝的編年體實錄，全書逾500萬字，篇幅極大，對於考察朝貢體系論頗有價值。

日本人類學者末成道男表示：越南文化與東亞任何一個社會相比較，都有相當高的類似性，他提出祭禮、土地神等事例，這是因為越南和中國的直接接觸超過2000年，受到中華文化的強烈影響。但是，他不只看到兩國文化的類似性，他認為「用自己的文化理解對方的文化就成為可能，也使人放心，使人感到親切。可是很容易成為妨礙更深層次上理解的元凶。真正的互相理解，不但需要認識和理解明顯不同部分的異質性，還需要理解類似部分裡面的異質性」。

以參與朝貢體系的越南為例，或許因為中華文化而有與中國有「類似部分」；但更重要的是，越南本身「類似部分裡面的異質性」，這才是更深層次的理解，也是朝貢體系論對我們另一種的啟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