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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大千與敦煌，仿佛是一部傳奇，一位天縱奇才歷經千難萬險終成大業。人們現在看到的是他輝煌的成就，殊不知背後蘊含的無盡故事……

張大千本名張正權，別名大千居士，中國大陸四川內江人。據說因年輕時兩次婚姻夭折，學業有成但前途不明，於是出家百日為僧，因得大千名。這一經歷與大千之名，對張大千後世影響之大，直到自己晚年仍念念不忘。他的一生，與佛結緣甚深。

張大千從老師和朋友處多次聞悉敦煌藝術之雄奇，於是心生遊歷之念。


圖說：張大千與敦煌壁畫有深深的佛緣。

1941年5月至1943年夏，張大千攜三夫人楊宛君（後二夫人黃凝素加入）、兒子張心智、侄兒張彼得、學生肖建初和劉力上及幾個裱工，後又聘請藏畫家索南丹巴的4個弟子等赴敦煌考察研究石窟壁畫。臨摹了276幅壁畫。同時張大千對石窟的結構、彩塑與壁畫的內容、多少、大小均做了文字說明和年代考證。

張大千學畫時就非常重視臨摹古畫，他強調「師古人之跡，先師古人之心」。他說：「臨摹，就是將古人的筆法、墨法、用色、構圖，通過一張又一張的畫作，仔細觀察它的變化，並加以了解、領會、深入內心，達到可以背出來的程度。然後經過背臨過程，把古人技法運用自如，最後把古人的東西變為自己的。」

基於對壁畫的色彩分析，張大千臨畫的方法是透過現象，恢復原狀。凡現狀有變色或破損處，盡可能推測其本來面貌。其目的在於學習古人的造型設色和用筆方法，為己所用。


圖說：張大千與敦煌壁畫有深深的佛緣。

敦煌的生活清苦艱難，日用品皆需從外地購買。為改善生活，他們自己開荒種菜、養鴨。冬天，敦煌的氣溫最低可達攝氏零下2、30度，他們須到200里外的沙漠中尋拾枯木，以供做飯、取暖。為防土匪的侵襲，張大千還花錢請當地駐軍做護衛。

為維持敦煌的開支和供養四川的家人，張大千每至深夜仍在趕繪作品，以寄回四川托朋友代售。敦煌之行令他債台高築，粗記耗資5000兩黃金。為償還債務，張大千只得將珍藏的200多幅古畫，忍痛出售。

●虔心寫佛 艱苦更顯毅力

莫高窟洞內光線陰暗、空間有限，壁畫色彩多已退敗，在摹制壁畫時，須克服技術上的各種困難。張大千常常叮囑眾人不要碰損或弄髒壁畫。


圖說：張大千與敦煌壁畫有深深的佛緣。

他們每日清晨入洞，薄暮而出，個個蓬頭垢面。張大千常常一手持燭，一手執筆，或立於木梯，或蹲或躺臥於地，經數十次觀研之後方才落筆。其艱苦遠非常人所能想像。正如作家高陽所說：「張大千在敦煌是藝術上的苦行僧，精神上與玄奘西域取經有相同之處，表現了他的勇氣、毅力及對藝術的虔敬。」

1943年3月22日清晨，張大千忽聞有土匪來襲，他們只得躲在莫高窟位置最高的第305號窟，洞口由幾名保安警察守衛，一名喇嘛騎駱駝出去求救。另一士兵獨自攜帶武器入山，頻放空槍，聲東擊西。整日槍聲不絕於耳。晚上城內駐軍趕來，巡邏達旦，土匪方才離去。所幸人和畫均無損傷。後來張大千說：「這一天是在敦煌2年又7個月中最不好過的一天了！」

1949年張大千赴印度展畫，臨行前對家人和弟子說：「我們費盡千辛萬苦臨摹來的200多幅敦煌壁畫，我一幅都沒賣，不管求購者願出多麼高的價錢，其原因就是，我早已決定今後要把這批摹品，全部獻給國家……」1955年，張大千的家人，將其留下的臨摹敦煌壁畫及白描畫等作品及文獻，捐贈給了四川博物院收藏。


圖說：張大千臨摹敦煌壁畫。

張大千經過敦煌藝術的洗禮，他的視野更開闊，氣勢更恢宏，技巧更嫻熟，手法更多樣，從敦煌藝術之中，他重新覓回了中國繪畫的色彩光芒，並使之成為日後潑墨潑彩畫風的神旨所在。

從此，張大千的畫風也為之一變，善用複筆重色，高雅華麗，瀟灑磅礴，被譽為「畫中李白」、「今日中國之畫仙」。

國學大師陳寅恪說：「大千先生臨摹北朝唐五代之壁畫，介紹於世人，使得窺國寶之一斑，其成績已超出以前研究之範圍，何況其人才特具，雖為臨摹之本，兼有創造之功，實能於民族藝術上別開一新界境。」

敦煌之行成就了大千，使其磨礪為器，終成鑑古開今的一代大師。

張大千臨摹敦煌的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