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薇晨

得了肌腱炎以後，寫作成為一件富於疼痛的事情。我總是趁著身體狀況良好的時刻，拿捏著速度打起要打的字，放慢放慢，並且試圖在痛覺來到以前趕緊收手。指尖踮在鍵盤上，一步一步，輕輕去到它們去熟了的字鍵。科答科答。科答科答科答。我在深夜聽見這些生產文字的聲音，偶爾也會聽見自己躡手的罪惡感。

從來不曾想過自己會當上復健診所的患者，然而畢竟當上了。復健醫生是個彌勒也似的中年男子，瞇瞇的眼，厚而飽墜的耳垂，即使隔著口罩我也能感測到他隱密的含笑。第一次看診時，醫生問道：「你有參加勞保或工會嗎？」我囁嚅著，表示沒有。醫生又道：「那可能就不便申請職災給付了喔。」聽了這話，我才恍然意識到我的肌腱炎是一種職業傷害。這分意識來得過於倏忽，以至於我只能向醫生承認我的工作是打字——必須打很多字的那種。往往一個人的疾病就代表著他的身分，在語焉不詳的我的前方，我的肌腱炎替我進行了自我介紹。

午後的復健診所有許多前來復健的患者，穿戴著他們的拇指護具、肘部護具、踝關節護具，靜悄悄坐在椅子上，仰頭收看電視新聞裡的世界。瘟疫。股票。罷免連署。春雨。小學營養午餐。我坐在患者之間，物理治療師幫我貼上電療貼布，左手腕兩塊，右手腕兩塊，微微麻麻的電流一刺一刺，時而密集，時而疏鬆。必須給電上二十分鐘。

病痛的時刻，我總是驀然生出許多告解與警惕。我想像自己是個出版社的編輯，暗暗虛構著各種復健保健書籍的標語，一句一句都是涉及懊悔的呢喃。「給打字的你：雙手永遠忠於痛楚」。「鍵盤上的踢踏舞與它的中場休息」。「開始吧！以正確的姿勢去深愛一件工作」。正確的姿勢是重要的，然而對於工作的覺悟更為重要。我常常一邊接受電療，一邊計畫如何改變打字的習慣，一邊也朦朧害怕著此後終將到來的，眼球的脊椎的臟器的疾病。如果長期久坐打字是我難以避免的日常活動，又能怎麼辦呢。

電療結束，我將雙手洗淨，先後伸進煮得滾燙的石蠟裡，左手浸泡十次，右手浸泡十次。手掌與手腕被純白的蠟膜包覆著，戴上塑膠袋，再戴上隔熱手套，一樣得敷上二十分鐘。二十分鐘束手無策。這樣的蠟療想必也曾實施於其他的手，來自洗碗的主婦，彈琴的音樂家，填補齲齒的牙醫。各行各業的手操作著，操作出了相仿的病症，很有宿命的意思了。

復健診所裡另有許多兒童，成群結隊的，為了語言或注意力的問題而規律復健著。診所準備了整櫃玩具，兒童每次來復健後可以獲得鼓勵的星星貼紙，集滿若干可以換取某種等第的獎品。有一次，一個接受構音矯正的女孩出了教室，語言治療師對她的母親笑道：「今天進步很多喔，但是她念到『螃』蟹時還是會念成『爬』蟹。發出這個音對她來說太吃力了，偶爾她就會偷懶。」女孩的腮頰紅赧了。對於這些兒童而言，復健診所似乎就像個課餘的補習班，不能不定期來到。在這以健康為正常，以正常為健康的社會裡，關於與疾病共處的課題，他們也許比誰都更早明白。

復健診所的候診沙發旁，一盆不知名的小樹伸著崢嶸的莖與枝，無葉無花，盆上恆常貼著告示字條：「今日已澆水。」裹著溫暖而漸漸冷卻的石蠟，我總是想，等到那棵小樹冒出新芽的日子，我就會痊癒離開這間診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