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錢文忠（上海復旦大學歷史學系教授）

冥冥之中實在是非常有意思，文革開始整一年後，大師就在佛光山開山。大家覺得這都是偶然事件嗎？我還要提醒大家、告訴大家，仔細想來，逢「7」，對佛光山的歷史、對人間佛教的歷史，就真的很重要。

1927年，大師一歲，沒有大師就沒有佛光山。

1937年，大師的父親在南京失蹤，大師跟著媽媽去南京尋找父親，才有了出家的因緣。

1947年，大師在宜興大覺寺擔任當家，現在佛光山祖庭在恢復，我也是宜興人，宜興是我的老家。老家有了大師，總覺得我們宜興的福報實在是太大了。順便說一句，老蔣總統的祖籍也是宜興，後來才遷到奉化。

1957年，新北市普門精舍完工，這是大師流浪到台灣，多年顛沛流離後第一個可以安住的地方，之前都是在別人的道場。

1967年，佛光山開山。

1976年文化大革命結束。1977年，大陸開始恢復寺廟，因為有些外國元首要來大陸旅遊、拜寺。官方一看寺廟沒有僧人，趕緊找回來，剛開始根本找不到，就派一些幹部，穿上袈裟去上班；結果外國元首有人懂佛教，發現這些「假僧人」什麼都不懂。

日相訪問 促成寺廟恢復

大家知道天台宗的祖庭是浙江天台的國清寺，門口的兩頭石獅子就是從北京運來的，國清寺原來的石獅子早在文革時砸光了。事情的緣由是，身為天台宗佛教徒的日本首相田中角榮要訪問中國，要求參訪國清寺；當時的總理周恩來便下令趕緊恢復寺廟，他曾保護過很多寺廟。沒想到田中角榮對自己的祖庭非常了解，詢問：「國清寺門口的一對石獅子還在嗎？」糟了！石獅子早沒了，總理就下令從北京運來兩隻一模一樣的石獅子放在國清寺門口。這就是大陸在1976年文革結束後，恢復寺廟的例子。

當然這不能怪那些法師，嚴格來說，他們的戒體已失，因為他們很多都被迫還俗，由於事關性命，若不配合，自己和親人的性命、整個家族都會受威脅。很多人後來又被請了回來。有些很著名的僧人，後來為恢復佛教做了很多了不起的事。

1977年，大師又做了什麼事呢？佛光山萬佛三壇大戒，被視為當時標準的戒場；開始編纂《佛光大藏經》。

1987年，大師在曼谷第一次和趙樸老會面。

1997與當時天主教最高領袖保羅二世會晤，同時佛光衛視（今人間衛視）開播。

一次、二次叫偶然，事不過三，三次就難說還是偶然了吧。說必然無非是說大師早就運籌帷幄，就是註定，就是因緣。整個中國文化或佛教碰到大事以後的翌年，佛光山即做妥各種準備和布局，這是有年表的，不是空口說的。77、87、97年大師一直忙於努力弘揚佛教，加強與大陸來往等許多事情。今天，人間佛教對於中國就意味著信心、信仰的一絲希望。

1976大陸文革結束時，經濟破產，非常窮，不是各位能想像的，從吃飯的角度來說，不會比大師出家的時候好多少，起碼在農村，甚至可能會更差。大師在棲霞佛學院時還能吃一碗麵條、半碗鹹菜；我1984考進北京大學，北京大學就讀的學生可是有國家保障的，但也不能保證頓頓吃麵條，每個月吃多少麵，吃多少米，吃多少玉米麵之類的粗糧都是有定量的。當時經濟確實瀕臨破產，然而，直到最近幾年才意識到，更重要的是信仰、精神也幾乎已經破產。

家祖母是非常虔誠的佛教徒，在文革最困難的時期，居然乘著小木船渡過太湖去燒香，還帶著一些信眾，一些積存下來的錢款去，如果抓到那是要被判刑坐牢的。很多人從小未見過寺廟，經過文革還能保存下來的廟，不少是因為作為倉庫堆放糧食，或被軍隊、機關占用才倖免於難。

不惜代價 飛速發展經濟

1976文革結束時，經濟垮了，信仰、文明、文化、宗教更加垮了。大家都意識到必須快速發展經濟，國家的政策就是一個中心、兩個基準點。一個中心就是發展經濟，一門心思，不惜一切代價發展經濟，把社會發展的目標、人去實現自己的目標、家庭去追求成功的目標，全部定位為經濟，也就是俗話說的賺錢。所以，這30年大陸的發展，是在幾乎沒有信仰、文化支撐的情況下，去飛速地發展經濟。

發展經濟與做任何事一樣，實際上都是有制約的，比如你在西方，你就有天主教或者基督教的制約，在以色列有猶太教的制約，在日本有佛教、神道教的制約；但是，中國大陸在1976年以後的發展幾乎沒有宗教、道德的制約，傳統的仁義禮智信、溫良恭儉讓、禮義廉恥、忠孝都沒有了。太多的人小時候沒有讀過《論語》、《孟子》，更沒有讀過佛經，不少人見都沒見過。

在這個情況下快速推進現代化，而現代化的目標就是賺錢，這當然非常有效。大陸經過3、40年的發展，包括許多硬體等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應該是已經超過台灣了，而且超過的還不是一點點；但另一方面，也面臨非常要命的局面，我們突然發現，現在問題很大，就是付出的代價太大，比如環境汙染。但是前幾年還看不到心靈和精神的汙染，現在嚴重到什麼程度？發生了許多標誌性事件，比如子女殺害母親，這在歷史上是沒有的。

尋找國學文化 解救心靈

即便是佛教，到了中國都是要拜祖先、拜父母的，你必須接受中國的孝道觀，不然佛教很難在中國傳播。實際上，「出家」這詞在原始印度佛教是沒有的，原來只有「出離」，從梵文的角度來看，只有離開的意思，因為印度沒有那麼明確家的概念。傳進中國以後，「出離」翻譯為leave from，離開哪裡呢？離開一個家，所以才有「出家」這個詞，並且由漢語回譯到吐火羅語佛書裡。其實對中國來講，孝道幾乎是宗教，因此中國在忠孝觀確立以後的歷史上，誰見過子女殺害母親的記載？這是最大的禁忌，這是跟佛教徒或者信眾或者僧人出佛身血一樣，和謗僧或殺佛祖一樣的罪過。

但是最近十年，每年都有很多起子女殺害母親的事件，這還都是公開報導的，不報導的可能更多。在傳統中，對於中國文化，這是不能突破的，母親等於是心中另外一個佛，佛也等於是自己的父母一樣。當這種情況開始出現，大家就高度警覺，再回去尋找資源。所以為什麼大陸這幾年國學特別熱，傳統文化特別熱。

「百家講壇」的于丹是一位大孝女，她父親也是一位了不起的人物，不願當官，只願讀書，被安排到中華書局當副總編輯。于丹把自己的媽媽和兩位姨媽安排住在同一個樓房，都是她照顧，非常孝順。那時候由於她對佛教因緣沒到，緣分沒到，不是特別親近，我陪她第一次去大覺寺拜見大師，她非常有禮貌的說：「師父，尊敬的星雲大師，您不要生氣噢，我對佛教不太了解。」星雲大師說：「不要緊，不要緊。」吃過午飯後，大師突然說：「于丹教授，我帶你去看湖，看雲湖。」大覺寺外面的一個湖，原來是沒有名字的，這個湖名是我提議的，也是我取的。原本是一座水庫，我說大師在這裡，不可以用全名，全名不恭敬，我建議用裡面一個字，叫「雲湖」。

生活目的 社會和諧圓滿

大師叫電瓶車開到門口，我和于丹，還有翁思再先生跟著大師。不得了，突然變天，傾盆大雨，大中午，天黑得很，雨非常大，這車連遮雨簾都沒有，于丹說：「師父，這怎麼去看湖啊？這要開出去十幾分鐘，這雨會淋得很厲害吧！」大師說：「不要緊。」于丹和我們只好上車。大師坐在副駕駛座，我跟于丹坐在後面，車就一路開在雨裡，雨非常大。這時候，我和于丹看到大師的袈裟上一滴雨都沒有，于丹覺得有點不對，看看我，我看看她。到了湖旁邊，雨還很大，大師說停車，這裡能停嗎？雨這麼大。我說：「師父不能停啊，雨太大了。」大師說：「不要緊。」他手杖點到地，天晴了，一道彩虹。這張照片，我跟于丹都有，我們當時跟翁思再先生下來拍個照，大師也在。這是我經歷過的事，有證人在，慧是法師也在，不然說了都沒人信。

所以到了這時候，我們才發現這樣的問題，你賺錢也好，發展經濟也好，實際上都是手段。你的目的是什麼？目的是人活得像人，人要有尊嚴、有價值。當然沒有錢不行，但不是有了錢就可以自然而然地讓人像人一樣生活，讓人有信仰、有價值、有尊嚴地生存。我們突然發現我們關注的只不過是手段，而忘卻了目的，目的是讓這個人類社會和諧、美滿、圓滿，讓每個人在此世的一生都活得很心安；當要往生的時候，你也很心安，這當然是最好的。

這個問題已完全擺在大陸13億人民面前，活生生地擺在那裡，誰都能感受到。那麼你就要去尋找資源，解決這個問題。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