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名美國年輕人，遠渡重洋到台灣的偏遠鄉村，教孩子學英文；因為搭乘非制式交通工具輕航機失事死亡。他的父母弟妹到台灣處理後事，沒有責難輕航機駕駛的家人，沒有求償，還願意幫助駕駛的遺孀和孤雛；因為「她失去了先生，一定也很難過。」台灣社會見識到了帶著宗教情懷的美式寬容。

今年四月，美國維吉尼亞理工大學發生校園槍擊案，有三十二人喪命；理工大學在校園辦理追悼會時，放了三十三個汽球，敲鐘三十三響，草坪上有三十三塊碑；他們把自殺的韓國裔槍手，一起列為追悼對象。還有學生在紙條上寫，沒有太生你的氣，沒有憎恨你；因為他們覺得，使韓國裔學生出現如此偏差行為，學校和社區也有責任。

寬容能感動社會、感動世界，可是知易行難。在台灣，發生車禍，撞死了人，肇事者最擔心的未必是賠償，更怕被罹難者親友追打；開業醫師怕醫療糾紛，不是怕上法庭向法官陳述，而是怕患者家屬抬棺抗議。台灣的街頭、命案現場、警局前、法庭外，常見受害人一方追著加害人拳打腳踢，對著加害人親友指責辱罵。

有千百種理由使人們很難寬容，酒駕肇事者、命案兇手、惡質的性侵犯，行為太超過了，法律應該嚴懲不怠，何來寬容？法庭程序緩不濟急，刑案受害人承受的痛苦與損失，遠大於罪犯受到懲罰的痛苦，人心如何能平，如何能寬容？追打罪犯，不只是宣洩怒氣，也是以儆來茲啊。

庶民的相對代價式報復主義既根深柢固，上層社會也缺乏能感動社會的寬容；譬如企業界大老闆動輒興訟，名為捍衛權益，抵抗不法需索，實則窮追猛打，警告世人別以為有錢的老闆可以「軟土深掘」。又譬如政治上的領袖，為了鞏固一己一黨之權位，煽動人心製造仇恨，早置寬容於度外。

正是因為台灣充斥這樣的社會氣氛，看見美國父母悼念他們意外死難孩子的方式，才格外讓人覺得珍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