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張純昌

「我年復一年玩弄生死的影像，生死終於追上了我，讓我謙卑與沉默。」柏格曼在他得到電影界無上榮耀卻又無法現身時說，縱使他創作如此之多，但終歸沉默。

一年能有多長，一年是否能夠永恆如同一生？紀錄片《柏格曼：大師狂想》，英文片名「A Year in a Life」，這是導演想要探問，並試圖傳達給觀眾的。

一九五七年，是瑞典的世界級導演柏格曼的奇蹟之年，他在這一年拍出《第七封印》、《野草莓》兩部名作，還導演了四部舞台劇、一部廣播劇、一部電視電影。這時他獲得創作者夢寐以求的權力：為所欲為，不再受到種種限制，而他也在這樣極限的工作狀態裡創造出每一部皆為大師級的作品。

雖然，電影的前後重複了這像是業績證明的數據，但那並非這部電影的主旨，重點是這一年是他踏向永恆的道路中輝煌異常的時刻。他不只是電影界的巨匠，電視普及後一年就在電視上導演影集，而劇場界更是說一不二的至尊。雖然紀錄片聚焦於讓他獲得空前成功的一年，但這並非切片般的凝視，而是藉著每一個成就與瑣事的縫隙間延伸出去的每個記憶，開拓出關於柏格曼的過去與未來，它實際上是意圖囊括柏格曼一生的紀錄片。

恐怖又讓人敬佩

這部片提出這位大師背後不為人知的缺陷，或說作為凡人的證據。他是工作狂、精神官能症患者、性愛成癮者、有暴力傾向、控制狂、暴君、納粹。他在這一年間情人無數，有了幾個孩子也不清楚……這好像是陳套的敘述：大師的背後總是糟糕的人生、混亂的私生活，只是電影的目的並非再次神化柏格曼，也非將大師拖下神壇，他說的其實是，為何他是個如此恐怖的導演，但我們仍如此愛他。

因此，這部片子不僅是對大師的紀錄，更是「大師現象」、「影迷心靈」的紀錄者。

最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他的哥哥遭柏格曼禁掉的訪問影像（他的權力大到能影響節目播出），以此為證據證明柏格曼在電影中仿自傳的描繪自身童年陰影，其實是兄長的，他是在旁眼冷眼看待一切發生的共犯，完全反駁了其自傳中的描述。所以為了取得靈感而偷取他人人生？還是為了童年未能做到的事，進行某種心理補償——想像那個受傷害的人是自己？或者兩者都是？

原來他是個說謊者。說謊並非是他的罪過，創作者都是說謊者，將別人的挪為己用，作品中的任一意象都可能是自身或他人經驗的複合體，但那條真實與虛構的線在他身上模糊了，他取消了自傳約定俗成的真實性，在這部紀錄片中同步解除了影片的自傳性，畢竟這些畫面的結合也是導演的設計，更何況你無法得知何者為真。應該說，導演反映出來的，我們在其中追求的，不是真實的，而是縱使他欺騙著，觀看他的電影早就一如謊言，所有人早已在他設計好的空間裡，照見那個不被意識到的，分裂的自我。

忍受孤寂的懲罰

終究我們無法得知一位已故者在想什麼——縱使他還活著也是，但我們看見這一切驚人的代價——虛實界線的抹滅，等同於他創作與生活的混亂交纏。無論是刻意，或者不能不這麼做，你必須投入超乎常人的狂熱，你必須不去在意某些你也許奉之圭臬的道德訓誡，你會被批評，必須忍受不舒服，長達數年的胃潰瘍，外人看似笑話卻無法不遵守的小習慣（例如只能吃從上數來第二塊的餅乾）。進入無人的瘋魔之境，這成為他創造力的來源，將自身作為薪柴燃燒，火光映天，實際上自身可能已經如同灰燼（所以電影裡說活著卻早已死去）。

於是，就像是《野草莓》裡老人所做的夢：他犯了只有自己知道的罪，他問我會獲得什麼懲罰？審判者說，「如同往常一般」，孤寂吧。他孤身一人，我們看著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