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邦友

國一那年，國文老師想提升班上的文學素養，要我們在寒假中每天閱讀一本文學作品，看完後再相互交換，如此，開學時每人都可以讀個十幾本。這看似完美的精進計畫，卻在老師從圖書館抱回五十多本厚厚的書籍後開始變調。

「太厚了！根本看不完。」「過年的時候要怎麼交換？」……休業式那天，大家此起彼落抱怨計畫的窒礙難行。每本書都厚到不行，又有其他科的作業，何況還有輔導課要上，一天讀一本，無異天方夜譚。

開學後，老師要沒看完規定數量的人舉手，結果全部的人都舉手了，而且只有兩個人看完了兩本，其他人連一本都沒看完。老師盛怒之下要全班罰站，一人得看七本，少一本打一下手心。一時間，班上像墜入哀嚎不止的無間地獄，直到下課都沒處罰完。

當晚，我憤而寫了一篇題為「恐怖的一天」的日記，洋洋灑灑數百字，痛陳老師的要求不合理，以及同學無法達成目標的原委。第二天，日記放在桌上等著交給導師，好死不死，國文老師竟心血來潮拿去翻看，發現了這篇「諫閱讀計畫書」。

原以為老師鐵定火冒三丈，因這「大逆不道」的日記狠狠修理我。未料他卻是笑了笑，不只當眾稱許我的文章條理分明，還放下身段道歉，與我們共商合理的閱讀數量。

如今回想起來，在那個「師嚴而後道尊」的年代，若非老師的寬宏大度以及對我的正向激勵，如今又怎能有馳騁文字疆野、下筆直言無諱的我？而這一切，都要拜那次特別的寒假作業所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