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潘襎（佛光大學文化資產與創意學系主任）

台灣位居中國大陸東南部，聯繫南亞與東北亞的關鍵鍊結點。自從海洋時代開啟以來，台灣的重要性日漸提升。西方人來到遠東，往上前往中國大陸東海、黃海，抵達日本與朝鮮，台灣都是他們的必經道路。明鄭以前，荷蘭、西班牙占領台灣西南與西北的原因都是為了海權，建立貿易補給的交通中繼站。只是，即使有這麼多的歷史事實，台灣雖身處大海的輻輳之地，在主體文明已然是農業文化。

初次使得台灣漢人在海洋文化確立主體是鄭經的東寧王國，南北交通頻繁，貿易鼎盛，允為萬國津梁。清廷治理台灣，為了易於控制，依然採用大陸農業文明的政策，進行海島管控與治理。直到牡丹社事件一起，清廷方知台灣為大陸的東南鎖鑰，亟欲急速開發，以應對變局，只是為時已晚。

日本統治台灣期間，對台採用壓抑與掠奪政策，大和民族的海洋文明，除了少數飲食習慣之外，甚少滲透到漢文化當中。國府來台，因應軍事保防需要，處處山禁與海禁，台灣文化在戒嚴時期，僅有平原足以生息發展。在被扭曲的政治環境下，接受農業文明薰陶的國民豈能有海洋文明誕生呢？

相傳古希臘、羅馬神話，大力神海格力斯為了前往賀斯伯里德斯島摘取金蘋果，將阿特拉斯山劈開為二，開鑿現今的直布羅陀海峽，並在此豎立兩根石柱，後世稱為海格力斯之柱。這兩根柱子被凡人視為知識的極限，柱上寫著「在此以外，空無一物」（Non Plus Ultra）；往後西班牙成為海權國家，他們的王室徽章上描繪著兩根海格力斯之柱，上面繫有布條，寫著「走得更遠」（Plus Ultra）。同樣兩根石柱，一方面是知識的瓶頸，另一方面則是海洋的冒險精神。法蘭西斯．培根在一六二○年出版《新機關》（Novum Oganum），這本書的封面上採用兩根海格力斯之柱，隱喻著新時代必須突破向來亞理斯多德理論局限，提倡嶄新的邏輯學。十九世紀法國國家講座史學家朱爾．米歇勒（J.Michelet）寫作《海洋》（La Mer），試圖建構海洋歷史。今天，我們迫於兩岸時局，推動南向政策；但是在現實上，我們依然保持著農業國家的心態，缺乏海洋文明。

我們是否曾經認真地想過，建構海洋文明呢？還是僅只是為了圖貿易的一時之便呢？

我們現今的南向政策，其目的大抵是著眼於兩岸交流瓶頸未能打開，希望透過南向政策，創造出貿易的利多；其核心理念提及「長期深根」、「多元開展」、「雙向互惠」等。然而，問題的最大核心，卻是在於人才與國民知識。而此類人才目前固然不足，但是，我們是否能有長遠計畫，投入資源以解決教育問題呢？目前南向政策的成敗與否，繫於國人是否對於廣大的南方世界有所理解，是否具備海外開拓的主動與積極性。正如同西班牙人之所以最早成為歐洲的海洋大國，究其根本原因是，他們認知到茫然不可知的海洋世界，才是國家未來發展的願景。為了「走得更遠」，就必須走向大海。相對於此，法國雖有海洋優勢，但是歷來來自海洋的文明總是威脅，譬如早期的維京人，往後英法百年戰爭的英國入侵，使得海洋自覺相對較慢，但是，十九世紀中葉起法國急起直追，對於東南亞諸國的統治，即使建立在海洋文明的認知上。

因此，如何引導國人、學生去積極認識海洋與海外諸國，建立海洋文明，或許南向政策必須推動的長遠政策。如何使得台灣具備海洋文化？政府必須從更高視野來思考，擬定政策，以宏觀視野與資源投入，讓我們學生從小能理解到自己是海洋子民。其次則是從文化建設上，反省海洋神話與歷史，建構起海洋文明的社會教育。只有廣泛的海洋文明認知的建立，才能支撐起台灣與東南亞諸國以及大西洋群島諸國的文化、貿易交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