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馬雲龍

十七八歲的時候，因為四肢末梢神經的疾病，我被迫休學回家，坐上了輪椅。

本來沉默寡言的父親變得更加沉默。我覺得父親愈來愈嫌惡自己，每當他下班回來，我原已抑鬱的心彷彿又被重重地壓上一塊鉛。經常，我們父子倆三天五天都不說一句話。

這個樣子過了有兩三年，我二舅聯繫了邢台一個國內聞名的醫師，父親就背上我，隨我舅一起踏上南下求醫的列車。

那時候父親已經五十來歲，他一路上背著我上車、下車、中途換車。在北京候車的一宿，我們住在一家招待所的五樓，父親背著我一級一級地上樓，一級一級地下樓，他沉重的喘息聲迴響在我耳邊，我伏在他的背上不敢抬頭看周圍的目光。

邢台的那位醫師檢查完我的病，把父親叫到了裡間，醫師說話的時候，我透過門縫清楚地看見，父親的眼裡竟然閃出了淚花——那是我記憶中第一次看見父親的淚。後來我才知道，醫師對他說的是我沒得治了，能活到二十歲已經很不容易。

父親要死馬當活馬醫。在接下來觀察治療的那些天裡，他無數次背著我穿梭於各個科室做各種檢查，每天給我端飯、倒水、洗腳、洗衣服、背我去上廁所……

半個月後，我們絕望地踏上歸程。

而我卻有了莫大的收獲——我發現我錯了，我誤解了父親。父愛如浩瀚無際的海，而我們卻總是用兒女狹隘的目光去揣度、去定義那無限寬廣的胸懷。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我堅持到了現在，父親卻早早地離開了。

至今，我眼前仍然時時清晰地浮現我伏在父親背上的情景，清晰地浮現著父親腦後那片晃在我眼前的、過早斑白的頭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