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宗懋圖文館提供

民國82年（1993）4月27日，台灣「海峽交流基金會」（海基會）董事長辜振甫與大陸「海峽兩岸關係協會」（海協會）會長汪道涵，在新加坡舉行會談，一般稱為「辜汪會談」，這是海峽兩岸在隔絕40餘年後首度高層會商。

隔天，辜振甫與汪道涵率領兩會代表舉行第二次會議，會後雙方正式簽署「兩岸公證書使用查證協議」、「兩岸掛號函件查詢」、「兩會聯繫與談判制度協議」與「辜汪會談共同協議」等四項文件。這項會談象徵兩岸在歷經數十年的政治和軍事對抗後，進入了和解的時代，不僅轟動國際社會，對台灣內部朝野的價值觀也造成巨大的衝擊。

民國77年初（1988），李登輝接任總統後，台灣的內政、外交均呈現新的思維與視野，期望改善兩岸緊繃的關係。此外，間接貿易和旅遊往來衍生諸多行政問題，包括婚姻、認證、犯罪等，均需要兩岸政府合作共同解決。

民國80年（1991）2月，台灣根據《國家統一綱領》近程階段的規畫，設立「海基會」，以建立兩岸交流秩序，協助推動兩岸交流。對於海基會的設立，中共一開始持批評態度，但在衡量內外主客觀形勢後開始接受，並在同年12月成立海協會作為對應機構。

出任台灣海基會董事長的是國民黨中常委辜振甫，曾長年主持民間外交工作，與蔣中正、蔣經國、李登輝等三代台灣領導人有密切的關係；出任大陸海協會會長的則是前上海市長汪道涵，雖非中共政治局常委，但與中共總書記江澤民關係密切，是江澤民的高級顧問。兩會均具有高度的政治代表性，成立之後成為兩岸的正式接觸管道。民國81年（1992）1月8日，海協會致函海基會，邀請海基會董事長、副董事長或祕書長訪問大陸，隨後一年多，兩會就邀訪事宜函電往來共17次，雙方均表示願意促成兩會的高層會談。

在這個過程中，雙方在會談的目的、定位、議題、參與人員、地點和時機上，不斷尋求共識。大陸希望能將會談提升至政治層次，台灣則希望不涉及政冶性，而強調會談的事務性和功能性，由於大陸急著打開兩岸接觸的大門，最後有關兩會談判的國家定位問題，兩會達成了「一個中國，各自表述」的默契，有關談判地點，最後選在新加坡。

民國82年4月8日，海基會祕書長邱進益前往北京，進行辜汪會談前的預備性磋商，這次會議氣氛良好，對辜汪會談創造了很好的條件。

幾經波折後，辜汪會談終能順利舉行。4月25日起，兩會代表陸續飛抵新加坡，正式會議在27、28日舉行，吸引500多位兩岸與國際媒體人員與會。

這次辜汪會談的成功，無疑使兩岸的接觸更加緊密，緩和兩岸對峙狀態，美國和日本對此一進程抱持著高度關切的立場。

民國87年（1998）10月，在新的政治情勢下，第二次辜汪會談在大陸舉行，台灣仍堅持事務性的會議，大陸則提出「政冶對話」、「政治性談判的程序性會談」與「政冶談判」三個階段，雖然彼此仍無法完全達成共識，但辜汪會談已為兩岸打開了封閉的大門，為兩岸問題的和平解決邁出了重要的一步。（徐宗懋原著，梁迦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