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政儀

一個多月前，正為八月的巴黎之行，遍尋百年茶館、咖啡館圖文資料時，友人將聯經出版的《家在巴黎》一書贈我，作者西零，為高行健的夫人，二十多年前隨高行健先生定居巴黎。

巴黎，在西零的筆下，不只是印象中美好的花都，還有更多歷史上悲傷與光榮，其中，當然也包含高行健與西零。

書中〈花神咖啡館〉一篇，講述著文革結束後不久的一九七八年，高行健與巴金以「第一個中國作家代表團」身分赴法，在主辦方安排之下，造訪花神咖啡館，日後，高行健回到北京「寫了一篇散文〈巴金在巴黎〉……在北京的文學雜誌《當代》創刊號上發表」（註），這是高行健第一次發表文章。

八月的巴黎之行，我與友人決意重訪花神咖啡館，好好地看看印有海明威與列寧的菜單，以及在回憶裡曾經遺忘的角落。

那日，安抵巴黎後，在聖母院附近草草吃了早午餐，友人提議不妨沿著聖米歇爾大道散步，再至聖日耳曼大道上的聖傑曼佩大教堂（Abbaye de Saint-Germain-des-Prés）、花神咖啡館（Cafe de Flore）。

沿途中，走走停停逛著各式各樣的小店，不久即至聖傑曼佩大教堂，這座巴黎最古老的羅馬式教堂，早在西元五四二年即建造完成，後經毀損，現存的教堂建築是十一世紀依羅馬式重建的，十七世紀的現代哲學之父笛卡兒（René Descartes）即長眠於此，因此，每每路過此地，友人總是堅持入內致意。

聖傑曼佩大教堂的對街即是雙叟咖啡館（Les deux Magots），再隔一條街即是花神咖啡館，這三個巴黎的重要人文地標，皆矗立於聖日耳曼大道（Boulevard Saint-Germain）上，而且如此之近。

行抵花神，正值美好的午後，光線柔美，長於咖啡館二樓的花草也生氣勃勃，純白遮雨布幔下的露天雅座，早已滿是旅人，於是我與友人便由侍者帶領入內。

室內，酒紅色絨布座椅和桃花心木桌，地面貼著如花瓣般的馬賽克磁磚，一切如舊，彷彿昔日耽溺於花神的作家，不曾離去。

「花神咖啡館」開幕於一八八七年，至今已有一百三十年的歷史。而花神咖啡館之所以「花神」為名，源起於豎立在不遠處的一尊小型花神雕像。十九世紀末，作家查爾斯．馬努拉（Charles Maurras）在花神咖啡館一樓完成著作《在花神的愛撫下》一書，促使花神咖啡館得到作家、藝術家、記者和政界人士的鍾愛。

一九一三年，詩人阿波利奈爾（apollinaire）在花神創辦了文學雜誌《巴黎之夜》（Les Soirees de Paris），阿波利奈爾在自身創作的劇本中創造「超現實主義」一詞，被認為超現實主義的先驅者之一。

第一次大戰爆發後，詩人仍常聚於花神咖啡館討論文學，之後布列東（André Breton）、和阿拉貢 （Louis Aragon），還有後來成為法國文化部長的作家馬勒侯（André Malraux），也都是花神的常客。

到了三十年代，花神已成為無數作家與藝術家流連忘返的約會之地，每天有許多來自各地的文人於此高談闊論，熱鬧不已。

即便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文人依舊光顧花神。哲學家卡繆（camus）、沙特（satre）與西蒙波娃（simone de beauvoir）經常在花神駐足，以他們為主的「存在主義」亦是在花神咖啡館裡誕生。

然而在花神咖啡館最著名的愛情故事，是沙特與西蒙波娃的相戀過程，沙特曾寫下一段文字，生動地描述兩人當時在咖啡館裡相伴的時光：「我們完全把自己黏在這裡了。從早上九點到中午，我們在這裡寫作，我們去吃午飯，下午兩點又回來跟在這裡遇到的朋友們聊到晚上八點。晚餐之後，我們在這接待約好的人們。這可能有點詭異，但我們簡直把花神咖啡館當自己家了。」

之後，花神始終如一地維持往昔法式咖啡沙龍文化，於是在巴黎左岸奠定屹立不搖的地位。座上賓盡是作家、藝術家、時尚名人、電影人和政商名流，如莫迪尼亞尼、畢卡索、聖羅蘭等人。

一九九四年弗雷德里克．貝格伯德（Frédéric Beigbeder）設立了文學獎花神大獎（Prix de Flore），每年在花神咖啡館頒獎，也是當今法國重要的文學獎項之一。

我與友人坐在花神之內，端詳著菜單內頁的花神咖啡館文學獎獲獎者名單，其中一頁仍印著沙特當年的名言：「通往自由的道路（Les Chemins de la liberté）」。一百三十年過去了，在花神咖啡館相繼誕生達達主義、超現實主義和存在主義……

友人與我，於此，各點了一杯濃縮咖啡，慢慢地啜飲花神的香醇，不由得記起沙特曾說過：「花神之路我走了四年，那是條自由之路。」

而高行健、西零也曾走過。

註：出自西零著《家在巴黎》，聯經出版，二○一六年六月初版，第七十九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