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蕭鈞毅

一九七五年，高信疆於《中國時報．人間副刊》闢了一則名為「現實的邊緣」的專欄。彼時，在那個專欄裡，「鄉土」與「寫實」的聯繫被報導文學這個文類的創作方案結合，創作者如古蒙仁、林清玄、馬以工等陸續以報導文學的筆法介入現實。

承繼了台灣文學史上一路而下對「寫實」的爭論──自日治時期的新文學、左翼文學，到國府遷台時服膺政治宣告的中國文學、新儒家與中國文學在台灣的變化，以及外國文學系主導的現代主義與比較文學──一九七○年代承接的台灣文學脈絡反反覆覆，其中一個核心便是在「寫實」的邊界上思索與著墨：寫誰的實？如何寫實？。

這般苦惱於「寫實」界線的台灣文學──我們或許可將這分苦惱，視為台灣文學史長年來的一個徵候：不同的年代不同的作家一旦試圖關心自己土地上的大小事、自己生活周邊的事物時，阻力便紛沓而至；文學該如何寫實的問題，一直不能被好好地，漫長地討論、發展並累積創作成果。

徵候與焦慮是同時的，一九七五報導文學的再出現，不是沒有原因：誠如學者蕭阿勤對一九七○年代的研究，將一九七○年代視為「回歸現實」的一代。其推論來源自當時的政治時空：苦悶的保釣運動、中華民國在國際上的處境、戰後世代的長成、本土派對台灣環境與政治問題的隱忍……林林總總，政治問題是時人呼吸的空氣成分，深刻地左右了文學的創作氣氛。當時的台灣政治氣氛依然緊張，但已經漸漸掩蓋不住對社會的關懷。社會運動漸多的彼時，「報導文學」也因面對台灣的歷史問題，有了它初步的成果：如古蒙仁以「文學的筆，新聞的眼」書寫偏遠礦農山村、心岱書寫對立於都市生活的自然生態、翁台生《痲瘋病院的世界》討論弱勢者的生活等等。

相對於文學的「虛構」裝置，報導文學更看重直接面對材料、紀實性與田野調查。值得留意的是，從一九七五年開闢「現實的邊緣」專欄，到一九七八年將報導文學畫入「時報文學獎」的徵文體類，這種確立報導文學的文類正當性的理念，於台灣文學史上並非首次。

其實早在一九三七年，楊逵已提出關於報導文學的理論，並於刊物《台灣新文學》上〈募集報告文學〉。介於當時的日本政權與台灣人的處境間，楊逵認為理想的報導文學應當去除虛構性，在「紀實性」和抽象的思考間取得平衡，讓現實的理念得以傳達，而不讓文學成為政權的附庸。

只是，對於台灣文學史而言，先後討論同一個議題，彼此的影響卻稀薄微量的例子太多了。我們不能假定高信疆有受楊逵影響，同樣的，楊逵談報導文學直到他入獄後，報導文學這個文類在台灣便沉寂了一大段的時間，甚少有人倡議。這種前後脈絡的斷裂，如上文提到的「寫實」議題亦如是──歷史的破口讓文學的發展趨緩，類似的問題不斷被提出而未能獲得解答，這是刻苦於「寫實」的台灣文學史的悲哀之所在──再怎麼寫實，歷史仍只為後人，留下破碎的痕跡。

回到一九七五，《中國時報》的專欄可說是突破，而另一邊廂，早早倡議報導文學的楊逵，在同年得到了一篇來自同是政治落魄邊緣人徐復觀的紀念文章〈由一個座談會紀錄所引起的一番懷念〉。懷念起與楊逵為友那段日子的徐復觀，在文章裡多少透露出時不我與的些許蒼涼，那是中國新儒家系統有志難伸的感慨。對照正在發展中的報導文學，楊逵回到了小說書寫，〈壓不扁的玫瑰〉因合乎政權意識形態編入國中國文教科書──但歷史的傷痕還在深處隱隱作痛，日治以來的台灣作家繼續著「虛構」的「寫實」，我們不得不從此思考，在台灣這塊土地上，一九七○年代的「回歸現實」，到底是誰的現實？又是誰在觀看現實？──報導文學名為「報導」，但作者的凝視仍然至關重要。

最後，也是一九七五同年，從日治一路活下來的作家張文環提筆復出，出版了以日文書寫的小說《滾地郎》。「讀起來不得不令人重溫那五十一年殖民地生活的噩夢。」──這是葉石濤對這本小說的評價，也是對張文環從戰後彷彿自外於歷史之處境的苛刻諷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