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四年的台灣，正經歷著造成全球經濟衰退的石油危機，與接連七次的外交挫敗；卻在蔣經國所提出的十大建設政策中，獲得幾乎是反敗為勝的契機。而在如此極端的社會動盪之中，旅外多年的台灣作家陳若曦，發表了她震驚華語文學界的代表性作品〈尹縣長〉。

該作首次發表於《明報月刊》十一月號（十七期），而後與〈耿爾在北京〉、〈值夜〉、〈晶晶的生日〉、〈查戶口〉、〈任秀蘭〉等其他短篇小說，集結成《尹縣長》一冊，於一九七六年三月由台灣遠景出版社印行。出版後，陸續獲得中山文藝創作獎、吳三連文學獎、聯合報特別小說獎，並被列入《亞洲週刊》二十世紀中文小說一百強之一。

獲獎無數、刷量驚人、激起文壇巨大浪潮的〈尹縣長〉篇幅並不長，然而其背後所背負拖曳的沉重歷史痕跡，與巨大記憶創傷，卻以跨越世代與時空的恢宏之力，撼動無數讀者。

文中主角尹飛龍身處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九六六—一九七六）的中國，原為中國國民黨上校，而後在國共內戰中率部投共，成為陝西興安縣之縣長，十幾年間，忠心地為信念與想像中的中國無悔奮鬥。然而至文革時期，尹飛龍成為毛澤東式社會主義所猛烈批鬥的階級敵人，最終在高呼「共產黨萬歲！毛主席萬歲」的激動宣誓中遭槍斃死去。

文中的敘述者以第一人稱方式，冷靜客觀地描述著尹飛龍的慘烈經歷，淡然的語氣，表現出敘述者作為一位路過興安縣旅客的疏離態度，而這樣的疏離態度，對比於尹飛龍經歷的殘酷迫害所締造的強烈聳動之感，則帶出作者陳若曦旅居中國七年政治信念的震盪與搖動。

當群眾、槍擊者被槍擊者皆以近乎狂歡式的興奮高喊「毛主席萬歲」，則文中所呈現出的這一場行刑，徹底顯示出政治的荒謬性。一九五七年出生於台北永和的陳若曦，其創作生涯滿布政治與歷史的痕跡與皺褶。陳若曦在就讀台大外文系時，與白先勇、歐陽子、王文興等人創辦《現代文學》（一九六○）雜誌，後經由推薦赴美讀書，最後轉入約翰．霍普金斯大學寫作系進修。而後陳若曦與丈夫段世堯懷揣著對國民黨政府的批判，與對社會主義的憧憬，雙雙移居至中國，一待便是七年。在這七年的生命經驗中，她親睹了文革的種種景象與奇觀，成為日後創作〈尹縣長〉的基本底蘊。

陳若曦而後移居香港，再移民加拿大，短時間內又轉居美國，並於加州大學柏克萊分校（UC Berkeley）任教。一九七九年間，陳若曦又因美麗島事件短暫返台，帶著由一眾旅美學者與作家所簽署的信函面呈蔣經國，為民主政治發聲。而後她又移居香港，直至一九九五才真正回到台灣。近乎三十年的離散經驗，在陳若曦的文學作品中，既折射出孤寂與悲戚的政治意識，亦同步揮發出無與倫比的生命韌性，以及這二者交融滲透後，經過長年累月的沉澱所流淌出的極致溫柔。

二○一七年的台灣，距離〈尹縣長〉發表之一九七四年業已超過四十年。亞洲四小龍的經濟奇蹟僅存國立編譯館書籍上的課文條目，然而過去的官僚執政與兩岸緊張，卻縈繞至今。四十年過去，在槍斃場上高呼萬歲的尹縣長雖死猶生，陳若曦鋒銳如刀的筆尖，寫下了跨越時代與地理空間的抗爭靈魂。陝西的尹縣長很遠，但凱達格蘭大道上的巴奈僅是咫尺；角色最終在政治荒謬的悲劇中死去，然而今日無數的台灣民眾卻在同婚釋憲的歡呼與眼淚中獲得新生。陳若曦的〈尹縣長〉超越了時空限制，演繹了一位台灣文學家的渾厚且溫柔的生命力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