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宗懋（台北市／文史工作者）

根據多項調查，台灣社會對法官的信任度極低。去年，國立中正大學犯罪研究中心的調查顯示，民眾對法官的不信任度達到百分之八十四點六，也就是十個人中將近有八個半不信任法官。今年，群我倫理促進會的調查研究，法官的信任度是排名倒數第二。

一般人除非進出法院，否則沒有機會第一線接觸法官，直接對法官的行為建立印象，那麼民眾對法官的高度不信任從何而來呢？仔細思考，其實是從媒體上報導法官處理各重大刑案結果的印象所產生，民眾覺得法官明顯偏袒加害者，而對受害者的處境非常冷漠，這跟一般人的正義觀剛好相反，自然造成民眾對法官嚴重的不信任。

一般人的正義感是非常純樸的，法律應該保護好人，懲戒壞人，在古代判官主持社會正義用很簡單的方法，只要證據確鑿，壞人不需多言，先捉起來打五十板再說，如果狡辯，再嚴打五十板，看你還敢不敢欺負人？至於被害者，判官當然要好言安慰，替他爭取賠償和公道。從今天的眼光來看，這種審判顯得很落伍、不文明，不過民眾心目中質樸的正義感，其實就是這樣。不管法律怎麼複雜，民眾要看到的就是正義的貫徹！

問題是，今天的審判講求法律根據、要求事證、維護人權，這些都很好，但也明顯出現形式主義的問題。對於惡人來講，搬弄一堆複雜的法條，說出一大串的歪理並不困難。至於事證，也往往是個技術性的問題，惡人可以推出似是而非的證據，胡亂引述法條。而說到人權，也是指加害者的人權，而非受害者的人權，如果法官只根據這種形式上的要求來審判，那毫無疑問，一個厚著臉皮、敢於搬弄法律、堆積文書、不守協議的人，很容易在法庭上鬥倒誠實守規矩的好人，或起碼讓法官因為不堪受擾，而要求好人盡量配合這個惡人以委曲求全。

我以自己親身的例子來做說明，我的姐姐因事故成為植物人，她的先生（以下稱先生）不照顧她，不提供生活費，甚至也不來探望，這些工作全由我們家人承擔下來。先生不僅拋棄了妻子，還要求索回曾支付過的十幾萬醫藥費，甚至要求已經成為植物人的妻子必須支付他一千二百萬元。為了表示他很窮，他甚至向法律扶助基金會提供假的財產證明，以騙取免費的律師服務，甚至還進一步偽造植物人妻子的委任狀，做為呈報法院的文件。這些都已經被確認為事實，法官也確認，一般人以為這樣的先生早該被解除婚約，或者遭到法律的制裁，事實上沒有，不但沒有任何制裁，他還可以不斷地提起訴訟，逼著想盡量省麻煩的法官，倒過來勸我做出妥協和讓步，跟對方達成某種協議，以避免對方不斷地鬧下去。

有時我也感到難以理解，法律的威信來自於它是集體的契約精神，需要所有人的遵守。在西方的司法體系中，做偽證屬於重罪，尤其是提供法院的文件證明是偽造的，更是藐視法庭的重罪行為。這樣的人會立刻在官司中敗下來，法官的懲罰絕對不會輕的，可是在我實際的經驗裡，台灣法官對於偽造證明文件的行為，好像只當成小孩惡作劇一樣，簡單訓兩句就過了，法律案件的基準是正義與是非，這種做法毫無是非可言！您能想像這就是台灣法庭的審判狀況嗎？在沒有法庭經驗之前，我也絕對無法想像！事實上，容忍不遵守協議的行為，等於是鼓勵對方不斷地做假證據，不斷地鬧事，以取得他所要的。這樣的審判，這樣的處理，充分說明了人民對法官根本無法信任，法官和人民之間的距離實在是太遙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