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徐宗懋圖文館提供

民國66年（1977），有關台灣文學精神內涵的辯論達到高潮；這一場「鄉土文學論戰」出現時機，正是台灣內外發展的轉折期。

民國60年代初，黃春明、陳映真、王拓、楊青矗等作家，創作許多濃厚現實主義色彩的小說，反映台灣工業發展中，農村、漁民、工廠和礦場的生活。這些作品與戰後台灣社會基層人民的生活息息相關，筆下記錄深沉的土地經驗，與政府所描繪的經濟榮景相反，他們看到貧窮的農村、被老闆剝削的工作，以及遭到國際資本主義侵襲、扭曲的社會生活。

民國38年（1949），中華民國政府遷來台灣，文學領域隨之而變。自大陸來台的知識分子成為當時文壇主流，在反共復國的政治環境中，作品內容多圍繞在反共懷鄉的主題，作家們寫自己的童年、民國時代的生活景況及共產黨的作亂等。

民國49年（1960）開始出現現代文學風潮，是對反共懷鄉文學的反動，引介西方文學的形式和內涵，為文壇帶來新氣象。有關現代文學的論點，多集中在中國文化的西化和現代化問題上，本質上形同中國文化議題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之爭。

民國55年（1966），尉天聰、陳映真、黃春明、王禎和、施叔青、七等生等作家，創刊了《文學季刊》，批判現代主義脫離現實。民國60年（1971）《文學季刊》停刊，民國62年（1973）改為《文季》，刊登許多有分量的鄉土文學作品，成為新生文學體驗的重鎮；這批台灣鄉土作家中文造詣均高，在新時代環境中，他們的民族自信極高，思考著重於整個中國的命運。

這批起於本土生命體驗的鄉土文學，延續民國40年代的左翼思想，到了民國60年代逐漸形成不可忽視的力量，無可避免地與文壇主流產生緊張關係，一場大規模的論戰於是爆發，反應最強烈的首先是大陸來台的作家。民國66年（1977），朱西寧、彭歌、余光中等人陸續發表專文抨擊鄉土文學，批評者多擔心鄉土文學最後變成具有排他性的地方文學，或走向分離文學的路線，也憂慮鄉土文學成為中共在台灣社會的顛覆工具。

面對一波波強烈的抨擊，陳映真、王拓、尉天聰等人亦寫了數篇文章作為回應。尤其陳映真說：「新一代青年，將沿著這一條曲折迂迴的道路，開發一種以台灣的中國生活為材料，以中國民族風格和現實主義為形式，創造全新的文學發展階段。」

在鄉土文學論戰的攻防兩造之外，也有不少力求中立持平的評論家，如徐復觀、何欣、蔣勳等人，一方面對鄉土文學有著正面闡釋，另一方面也對鄉土文學的發展路線有所建議。

不過，隨著論戰的深化，意識形態的對立更趨激烈，當局的關注態度也跟著升高。

民國66年8月，嚴家淦總統在第二次文藝會談中致詞表示：「作家們必須以全民為對象而寫作，作品應發揮自由和人性的精神，消滅奴役的、唯物論的階級文學。」當局的政策一邊安撫鄉土文學，希望引導其方向，另一邊又提出政治性的警告。

儘管民國66年至民國67年的大規模論戰中，鄉土文學受到猛烈抨擊，這也是其歷史地位受到確認的某種儀式。鄉土文學發展至顛峰的時候，正好是校園民歌興起、中壢事件發生之時。三年後，台灣新電影的年輕導演，幾乎清一色以戰後台灣的生活體驗為主要內容，本質上這也是時代演進的必然產物。

每一代均有屬於自己的記憶和結論，鄉土文學的意義亦是如此。

（徐宗懋原著，梁迦翔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