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為執行一個國科會的研究計畫，我到花蓮的阿美族部落去做田野調查，除了助理，還有兩個朋友，一道去遊山玩水。

　住的民宿有跳蚤，同行的朋友皆狼狽，回台北後，還去看醫生，我獨無知無覺，也許是十幾年前在雲南被跳蚤咬慣了，他們認識我，引我為知己，再不互相殘殺。我一直相信，蛇蟲與人一樣，只會欺生。

　朋友忙著應付跳蚤，而我忙著讀一本書，《天真的人類學家酖酖小泥屋筆記》，英國的人類學家巴利用幽默諷刺的筆調調侃田野調查的徒勞無功，因為調查者很難真正遇到願意密切配合的原住民，大部分原住民總是敷衍了事或含糊其詞；調查者通常不願意承認，能夠直接從原住民口中得到的東西實在不多，而且不清不楚。另一個做導讀的同行學者似也在一旁訕笑著：何謂人類學？或許就是人類學家的天真與原住民的天真所碰撞出來的知識。

　其實，巴利在研究西非的多瓦悠人的割禮儀式時，收穫極為豐碩。他遇見的意外事件和倒楣事足夠拍成一部好萊塢喜劇片，旅途中的生病初體驗可以寫成一部醫藥百科全書，而對異文化產生的荒謬誤解則可以編成電視肥皂劇。幫巴利寫序的教授說這些理應被刪除的內容卻成了書的主幹，讓他讀此書時笑得從椅子上跌下來。

　早在十八世紀九悾年代就有人說，人類學就像旅遊札記，只是多了學術化註腳、參考書目和理論框架而已。

　因為讀巴利的《天真的人類學家酖酖小泥屋筆記》，我對田野調查時的成果不那麼苛求了，我兩三天的行程，只是喝了一點小米酒，吃了好多小米麻糬。另外，我努力在豐年祭時學跳舞，希望明年能跳得像原住民一樣。

　每次的田野調查當然也是一次旅行，我揶揄自己似乎帶著造訪遠國異人的心情，這並非對原住民不敬，實際的情況是，遠離台北讓我有台北還不錯的念頭。離開，為了歸返。在每一次歸返時，我儲備能量再對抗日子一成不變的煎熬。原先，被田野工作者視為神的馬林諾夫斯基在日記中說他被慾望和孤寂所苦，激起人類學界群情激憤，說他的日記對人類學造成傷害。其實，換個角度想，能被慾望與孤寂所苦正是修煉的一種，在安逸的生活中，大多數人都已變得麻木。

　原來，被跳蚤咬是人生之必要，朋友說，她第一次見到跳蚤的長相，以後也會記得他們，卻不可能記得什麼人類學家馬林諾夫斯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