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六○年的台灣，有份刊物終結，有份刊物開始，「自由主義」在當時的島嶼上，是政權所忌憚的思想。

「萬山不許一溪奔，攔得溪聲日夜喧，到得前頭山腳盡，堂堂溪水出前村。」這是一九六一年，胡適引南宋詩人楊萬里詩〈桂源鋪〉，多說胡適引此詩是為了向牢裡的老友雷震祝壽，而始句「萬山不許一溪奔」就更耐人尋味了。

雷震入獄的理由，與《自由中國》的命運密不可分：一九六○年九月，國府以包庇匪諜的名義拘捕雷震。這當然是藉口，《自由中國》觸怒當局已非朝夕，自一九五一年始，一篇〈政府不可誘民入罪〉，早就引發喧然，由雷震、殷海光等人所主持的《自由中國》漸走向和國府立場愈發緊繃的局面。即使居間有胡適來往協調，仍無法避免《自由中國》遭到查禁，雷震被捕，殷海光遭監視的命運。

說到底，這都與當時這一批知識分子倡議的「自由主義」脫不了干係。

《自由中國》不僅僅是倡議、「諫言」蔣介石政權，在「祝壽專號」後，還有組黨呼求、勸諫蔣介石不要三連任等言論，終於在國府與裙帶媒體、言論箝制機構無可容忍的情況下，拘禁了《自由中國》──同時也是「自由中國」這面形象旗幟的可能性。

無視於胡適倡議的言論自由，雷震等人籌組在野黨的訴求，一九六○年代的台灣，直截地阻止了站在希望「中國」能夠民主化、自由化的知識分子請願。「自由主義」的聲音，竟也成為了在國府治下，僅能片刻包容、不得有所作為，被變相豢養的生存姿態。

「當時台灣的政治氣候還相當肅殺，『自由中國』、『文星』動一下也就給封掉了。我們不談政治，但心裡是不滿的。」這是白先勇於〈不信青春喚不回〉一文之言，一九六○年三月，時有被人抨擊迴避政治的文學雜誌《現代文學》，由一群台大外文系學生──也是後來的大師──白先勇、王文興、陳若曦、歐陽子、劉紹銘、葉維廉、李歐梵等共同創辦。

發刊詞有言：「我們得承認落後，在新文學的界道上，我們雖不至一片空白，但最少是荒涼的。我們認為舊有藝術形式和風格不足以表現我們作為現代人的藝術情感。所以，我們決定試驗，摸索和創造新的藝術形式和風格。」

《現代文學》的「現代」已是燃眉之急。怎麼描述「現代人」是迫切的問題意識──然而，「現代」的焦慮與困惑在台灣複雜的歷史情境中一再出現，先是日治時期的不同階段，接著，至一九五○年代現代詩論戰，到了一九六○年，又在《現代文學》中再次出現。

有感於時局的緊繃與不易，《現代文學》在文學創作上的嘗試，屢屢被文學史家、學者定調為六○年代台灣文學的重要標的。理由不外乎來自轉化西方的文學思想、轉化並有意使文學語言在地化，或如張誦聖言：「台灣現代派作家的藝術信念乃是以『社會分層』（social stratification）、『文化多元』（cultural pluralism）等自由主義概念為基礎……」自由主義是個關鍵詞，這是《現代文學》派作家在文學創作的積極意義──以書寫作為破口，在暗夜中試著摸索出一些精神與心靈的輪廓──這是優點，但亦有不足：論者多以《現代文學》作為台灣現代主義文學代表的詮釋，又少有觸及現代主義文學在西方，恆常與政治交相影響的層次；於台灣日治時期，現代主義作為文學上的思索方式與技法，早已隨著當年的「現代性」問題紛呈而至，日治時期台灣文人與日本的聯繫、歐美的一手文獻閱讀、以及和中國文人的互動，早讓「現代文學」漸漸地擁有了發展的可能。

可惜的是，從日治以後迎來的是禁絕。

而《現代文學》雜誌的發展過程中，與讀者的互動仍不免出現摩擦：來自於文學中的晦澀、過於「前衛」、和直白的心理描寫，這些特徵成為被攻訐的目標，被視為離經叛道，不合時局題旨的書寫；因此，如何以現代的語言描述層次複雜的心靈，仍是《現代文學》在作者與讀者在創作和閱讀中嘗試解決的難題──時至今日，當大師已是大師，自當時遺留下來的文學難題是否真的得以解決？那又是另一個課題。

一九六○年的台灣，有份刊物終結，有份刊物開始，「自由主義」在當時的島嶼上，是政權所忌憚的思想；無論是有志救國，或偏安一隅的中國認同，自由主義似乎都不可免地混在思想與文學兩門領域當中；不管是以書寫表明自由主義的志業，或接受美新處的支援──「自由主義」對於島上的大部分人們來說，都是恍恍惚惚如遠方雷鳴，偶爾得以聽聞，卻難以窺其全貌的思索。

與此同時，異於「救國」與「民主」，從日治以來的作家，仍在語言轉換與創作發表等窘境中，和時間對賭，苦苦尋找機會。

是年，就在《笠山農場》於一九五六年獲文獎會頒二獎（首獎從缺），卻屢屢求情才能要回舊稿，無法出版的困頓下──鍾理和在貧病中過世，享年四十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