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一七年的俄羅斯，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烽煙尚未散去，屹立百年的羅曼諾夫王朝終抵不過時代的巨浪，在同一年歷經兩次革命後退出歷史舞台，由列寧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黨取得政權。隔年，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家族遭到布爾什維克軍隊處決，時任皇家侍衛團長的艾斯尼（George Elsner）成為殺戮中的倖存者。他先是流落哈爾濱，然後輾轉來到當時為法租界的上海。一九四九年，與幾個同鄉一同隨國民黨政府來台，因緣際會與年僅十八歲的建中畢業生簡錦錐相識。同年十月三十日，一間俄式西點咖啡廳ASTORIA在台北武昌街城隍廟對面開張。另一個更廣為人知的名字，明星咖啡館。

鏡頭轉至一九二一年中國河南省淅川縣。一戶周姓人家剛在農曆新年前夕迎來一男孩。周家父親不久前因病去世，母親孤身一人教養兩個姐姐和這新生的兒子。男孩名叫周起述，從小因傳統的私塾教育熟稔《詩經》、《千家詩》等古典詩文，更遨遊於《紅樓夢》、《聊齋》所構築的大觀園，直到十九歲才正式入小學。初中畢業後他先後進入河南省開封師範和宛西鄉村師範就讀，卻因國共內戰而被迫肄業。一心想完成學業的他拜別家人前往湖北漢口，卻陰錯陽差在武昌加入「青年軍二○六師補充團」，並隨之由台灣基隆登陸，再南下鳳山。自小體弱且嗜書如命的他不耐紀律嚴謹的軍旅生活，七年後於左營解甲又漂流至台北，以一塊布巾和四處蒐羅的舊書開始他的舊書攤生涯。最後，落腳於另一個武昌，ASTORIA騎樓一隅，和他另一個身分，詩人周夢蝶。

於是，兩道迂迴的流浪路徑，不約而同來到台北武昌街相遇生根。那一年，一九五九年。

小小的舊書攤，飄浮咖啡與西點甜香，ASTORIA儼然成了文人墨客和書籍雜誌交流的集散中心。白先勇回憶，《現代文學》賣不出去的舊雜誌，他們便「一包包提到武昌街，讓周夢蝶掛在孤獨國的寶座上」。轉上二樓，小說家如黃春明、施叔青等人在這裡完成他們最精采的作品，林懷民正開始他的雲門夢，三毛還沒去到西班牙和撒哈啦。而三樓更像是文學雜誌成員如《創世紀》、《文學季刊》一幫人的辦公室。在那個咖啡和文創還未成時尚的年代，作家們以行動和創作將武昌街一段七號活成一幅文學地景。

面對這沸騰喧嘩的文學盛世，周夢蝶的存在似乎顯得不合時宜。清臞的身形披搭素樸長袍，宛如他詩中寫下的「沙漠與駱駝底化身」（〈行者日記〉），在詩友們的聚會經常如席德進畫中所勾勒那樣「老僧入定」，卻在二十一年的書攤生涯裡（一九八○年因手術而歇業），日日「乘坐著平地一聲雷」到那「地平線之外的地平線」（〈第一班車〉），用他悠緩從容的姿態打造《孤獨國》（一九五九），栽下《還魂草》（一九六五）。雖於武昌街坐擁孤獨國，對詩人而言卻永遠是〈在路上〉：「這條路是一串永遠數不完的又甜又澀的念珠」。猶如其詩名，周夢蝶在他的國度悠遊莊子的「北溟」，亦鑄佛典為詩，化成篇篇偈語：「人在船上，船在水上，水在無盡上／無盡在，無盡在我剎那生滅的悲喜上」（〈擺渡船上〉）。卻又能輕靈地心念一轉，拈來聖經基督的形象：「上帝是從無始的黑漆漆裡跳出來的一把火」，「在死亡的灰燼裡燃燒著十字」（〈消息〉）。最極致的虔誠，讓他於世上不同的宗教情懷之間擺渡，而人間熙來攘往，留下他〈徘徊〉的身影：「一切都將成為灰燼，／而灰燼又孕育著一切——」。

很難想像，如此嶙峋靦腆、以「哲思凝鑄悲苦」的詩人（葉嘉瑩語），喫咖啡的習性卻異常極端，非一次放入超量的糖絕不善罷干休。洗臉的毛巾也可擦皮鞋。翁文嫻說周公是「不占面積的存在」，「你做任何事他都不會有成見」。他曾從書店「借走」《紅樓夢人物論》，津津有味讀了七回而毫無罪惡感，也曾在李瑞騰的車上追問何謂「後現代主義」，只因為太喜歡夏宇的詩卻自嘲讀二十遍也讀不懂（夏宇則害怕周公強大的手勁使她「不支」）。鑽研佛法的他深愛瑞典導演柏格曼的《處女之泉》，一面吃麵一邊看影帶《希臘左巴》。

繞回相遇的一九五九年。視域自島嶼推遠，強人卡斯楚領導的古巴革命剛取得階段性勝利，中國正經歷大躍進所導致的饑荒，圖博（西藏）遭解放軍鎮壓，達賴喇嘛流亡。島內，詩壇論戰蕩漾的餘波仍未平息。是何等的歷史因緣，台北武昌街窄小的巷道，溫柔地承接了當時各種歧異的來處和相遇，而周公就如他詩裡佇立的那「燃燈人」，幻化為蝶，向我們「預言著一個石頭也會開花的世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