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下，我剛完成一部電影的拍攝，題目是「儀式」（大島渚第二十一部導演作品，一九七一年公映）。電影講述了一個出生於九一八事變時的男子在戰後二十五年中如何舉行冠婚葬祭（原本指成人、結婚、葬禮及祭祖等四大儀式， 現泛指各種紅白喜事）等人生儀禮。

這個主人公出生的地方是——不，這一點已經無所謂。不管怎麼說，這是部已經完成的作品，問題在於此後要完成的作品。

我不禁屈指算了算，到死為止我還能拍多少部電影。再過一年，我就四十歲了（本文寫於一九七一年）。到五十歲的十年間拍十部電影；六十歲為止再拍五部；六十歲後，不知道什麼時候會死，但我想盡可能活得久一點，應該也能再拍五部。共二十部。但這種計算方式有點理想化。

我希望相信，即使拍電影，只要本人認為自己是個導演，那他就是個導演。

至少，當他拍了某部電影，只要接著拍下一部，即使中間有長時間空白，那也還是個電影導演。但是，如果這中間空白期有三、五年，就很難說他的「職業」是電影導演了吧。

所謂職業，如果說最基本的是要能掙錢養家餬口，那麼現在電影導演這個工作是不能成為「職業」的，意即它不是實業，只是「虛業」而已。

此時，我們會聽見這樣一種說法：不是挺好的嗎？電影導演是藝術家。別騙人了。且不說藝術家這個詞本來的涵義，在現在的日本社會，電影導演與氾濫的藝術家根本毫無干係。

法律對這種情況也鄭重地做了限定。根據從今年一月一日起實行的新著作權法（一九七○ 年，日本修訂了著作權法，於翌年的一月一日起實行），電影著作權不屬於作為創作者的導演，而是屬於電影公司。我作為導演協會（日本電影導演協會，創建於一九三六年，一九四三年解散，一九四九年再次成立）成員近七年的時間裡，一直與這條法律的制定抗爭，但終究力有未逮以失敗告終。這個失敗，以及這個時代人們的冷漠，我一生都不會忘記。

現在是過於保護藝術家的時代。畫家、音樂家、小說家，你們作為藝術家的權利由法律來保護。從受到保護這一點來說，你們是藝術家，而電影導演絕不是。

這也可以說是導演的光榮。有時，我在酒酣之餘會大聲吶喊幾句：小說家、畫家，你們也有過不被賦予著作權的時代！這種情況下，你們艱苦奮鬥，創作了優秀的作品，著作權的概念因而漸漸確立了起來。現代日本的藝術家，因為前人所確立的權利，打一開始就處於被過度保護的狀態。與他們相比，今日未受到任何保護、必須從創造創作條件開始的導演，更能做出優秀的作品。

但是，這可能只是一種幻想。我努力將這個幻想化為現實，或更該說，為了使「電影導演這個虛業作為職業」得到人們的認可，使我變了一個人。現在的我是一個被摧毀了的人。

過去並非如此。一九五四年，我作為副導演進入松竹大船製片廠工作。當時，坦率地講，我為獲得一份工作而感到高興，那是一個就業艱難的時代，我已經在好幾間公司的入職考試中落選。

在一道參加戲劇社的朋友邀請下，我半開玩笑地接受了松竹的考試。當時的我連電影是一個一個鏡頭拍出來的都不知道。考試通過後，儘管月薪只有六千日圓（一九五四年，日本都市勞動家庭的平均月收入為28,283日圓），這樣一份正當的職業，是從戰爭、貧困走來經歷過飢寒交迫的青年所無法拒絕的。

但是，製片廠的副導演是一份受盡屈辱的工作。我一直未能找到自己應有的地位，為自己找了這份工作而後悔，想著是否要重新回到大學，但每一次，都會遭到工作夥伴謾罵。此後，我什麼也不想，只是用身體在工作。在一陣胡亂忙活的過程中，竟也開始通宵達旦地工作了。

入社後一年左右，我把自己連日關進剪輯室，完成了電影。熬夜後的天光、盛開的櫻花射入我的眼簾。當時，我為自己終於得到一份職業而感到自豪，竟不禁熱淚盈眶。

（摘自《被我封殺的感傷：大島渚的電影告白》，大家出版）

作者簡介

大島渚

（Nagisa Ohshima, 1932-2013）

1932年京都出生。1954年京都大學法學院畢，進入松竹大船製片公司。1959年5年副導歷練後交出處女作「愛與希望之街」，隔年發表《青春殘酷物語》（獲日本電影導演協會新人賞）。作品中的社會傾向、批判意識迥異於松竹的家庭劇風格，被媒體譽為「松竹新浪潮」。

1960年描寫美日安保鬥爭的《日本的夜與霧》甫上映即遭撤片，大島因此片與松竹產生衝突。以大島為首，年輕導演開始踏上獨立之路，一批持續以電影對社會慣例提出疑問、批評的導演隨後開啟了「日本新浪潮」。

1976年《感官世界》震驚國際影壇，獲獎無數。過激的性愛場面掀起「這是猥褻還是藝術？」的世紀爭論。

1999年抱病拍攝的《御法度》成為最後作品。2013年病逝。撐起日本戰後電影的電影人齊聚一堂如此緬懷他：

「談到電影，他就是一團火球；但對於電影人、演員、工作夥伴，他會奉獻無限的愛情。」

大島渚一生以電影挑戰時代，影響諸多歐美大導及黑澤清、北野武、富永昌敏等日本中生代導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