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田中央工作群+黃聲遠

時間回到一九九五年，黃聲遠三十三歲，回台灣工作沒幾年，整個事務所只有他與吳明亮、郭文豐三個人。那年夏天，黃聲遠第一次來到這塊離宜蘭河只有數十公尺的原豬灶用地，為縣政府執行未來發展方向的建議評估案。後來，這兒才成為宜蘭縣社會福利館基地。回憶當時心情，他寫道：

「我們知道這次的改變絕不會只是怎麼蓋一個機構的問題，這次出手，將影響到這裡未來人群相處的模式，將傳達出公有建築面對舊社區轉型，及連接大型都市開放空間可能性的角色思考。」

在那樣的年代，很少人會如此思考公共建築。前田中央建築師吳明亮形容之前主流的公共建築：「直到一九九○年代，所有的公共工程都還是要官衙門的感覺，就是得有個大出簷，讓車子到門口下車。」

黃聲遠不要因襲傳統，他對破除威權如此敏感。這樣的自覺要從他的成長背景說起。一九六三年出生的他，走過政治戒嚴年代，親身體會到威權對人性的箝制與扭曲。他學生時代的思想啟蒙之一是《人間》雜誌，那是一份由作家陳映真創辦的報導文學月刊，充滿人文色彩的紀實攝影與深入報導，關懷被主流社會遺忘的人們與角落。

東海大學建築系畢業、當兵兩年、工作一年之後，黃聲遠赴美深造。與西方文化直接接觸開始讓黃聲遠思考：什麼才是台灣建築的本質？台灣到底需要什麼樣的建築？

他在美國東岸的主流建築學校耶魯大學念碩士，畢業後卻去了西岸前衛建築師艾瑞克．摩斯（Eric O. Moss）的事務所工作。「他在走反叛的路線，」前田中央建築師王士芳認為，「美國西岸的建築師在建築史上就是要去跟東岸對抗。東岸的事務所，人人西裝筆挺。西岸的建築師則一直在找不同的建築話語，創造了像是後現代或解構等語言。」

幾年後，黃聲遠回國了，和他的生命一起滋長的反叛因子也回來了。

在他出國之前，台灣建築界談論本土文化仍不脫現代中國式樣，有變形的斗栱，有誇大的馬背，彷彿只要有這些元素，就足以和西方抗衡。田中央建築師們不免覺得，這與台灣真實的社會需求，是背道而馳的。

在田中央工作群做建築多年的王士芳回憶，黃聲遠總是勉勵夥伴從人類的觀點回看，找出自己丟失的東西。

敞開心胸 連接宜蘭地景

早年的宜蘭城，城外偎著水道，連接宜蘭河的埠頭。曾經，人們可以自由從不同的巷弄穿越老城，經過廟宇、市集、書院，來到開闊的河邊。曾幾何時，河邊築起了高高的堤防，修建了只給車子通行的堤外道路，硬是扯斷生活與水岸的關係。

當年三十出頭的黃聲遠想要恢復那樣的連接，讓人與河再度親近。然而，他手中所握有的，就只有社福館這片基地的規畫權。沒有錢，沒有權，沒有地，他該怎麼做呢？

當初參與規畫社福館的建築師郭文豐回憶，河堤下那條道路，交通流量大，大卡車和砂石車都走這裡。如何讓市民有安全的路徑到河邊？附近沒有公有地，最靠近河的就是社福館這塊地。答案很明顯了。要利用手中唯一的資源，從社福館二樓搭一座平平的天橋連到宜蘭河堤。在經費完全沒有著落的情況下，田中央決定放手一搏，先幫社福館預留一個能容納天橋連過去的出口再說。

於是，與河堤等高的社福館二樓長出了一座不規則的樓梯，外露且直通廣場，這是要讓未來從河堤邊走回來的人們，可以直接下到老城的地面，不會因為公家單位下班而被關住。

「當初提那個點子的時候，大家笑我們，不可能的事。沒錢沒地，一輩子也看不到這件事情。」在田中央工作二十一年的工務經理楊志仲談起當年事務所的處境，心情仍是很激動。

無視人們的冷言冷語，年復一年，田中央努力提案。終於在社福館完工後三年，西堤屋橋搭了起來。如今，人們可以從宜蘭城內的巷弄，經過楊士芳紀念林園，穿越光大巷、社福館，踏上西堤屋橋，一路散步到河濱。接著還可以越過也是田中央的作品津梅棧道，與河畔綿綿芳草一起，享受粼粼波光。

這段路，曾是田中央的願景，如今它已成真。

我回到西堤屋橋，橋下大卡車轟隆隆急馳而過，在亮晃晃的陽光下，我聽見了另一個聲音。那是社福館的混聲合唱，它正穿越這座橋，親切地與宜蘭河潺潺的流水聲唱和。

（摘自《在田中央》，大塊文化出版）

作者簡介

田中央工作群＋黃聲遠

一九九四年，黃聲遠隻身移往宜蘭開展建築創作生涯，隨後二十多年間獲得許多獎項肯定，慢慢形成了「田中央工作群」。黃聲遠建立了兩種獨特的內涵，其一，與黃聲遠有關的作品幾乎都在宜蘭地區，這意味著他的創作與個人的生活體驗、理解有著絕對的關連。其二，黃聲遠的創作理念以及他對創作過程的獨特見解，影響了許多有志一同的年輕人，她∕他們自願匯入，從黃聲遠的個人逐漸發展為田中央的集體，形成台灣建築發展中難得出現之意志同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