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國40年（1951）7月24日，在台北市中山堂光復廳舉行了台灣省養女保護運動委員會成立儀式，當日各機關首長、婦女代表、女學生等千餘人出席典禮。

《養女嘆》書中如此提到早期社會多數養女乖舛勞苦的命運：「……六歲送人做養女，道路坎坷命安排。養女講來好心酸，無好養來無好穿，看到別儕上學校，目汁流向肚裏吞……」

台灣養女的陋習最早由閩粵移民傳入的，日據時代又加上男尊女卑的觀念，並無任何改善。窮苦人家養不起女兒，便在其幼年時送給其他人家，大部分的養父母待收養而來的女孩自然不如親生子女，養以簡陋衣食，將之視為童養媳。養女大多沒有受教育，從小被強制勞動，需下田耕作、操事家務，年長可能被送到酒家或是妓女戶，更甚者，當作買賣交易的商品，可能被多手轉賣。

台灣光復後，為有效革除這一風氣，政府開始調查有關養女陋習的資料，邀請社團機關舉辦座談會，統計全省養女人數，並安排法令的研擬與商討，且幫助未受教育的養女接受職業訓練等等。

當時領導養女保護運動的省議員呂錦花女士，在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成立大會中，安排了三位養女訴說其淒涼的身世，但在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的協助下，她們都有了更好的出路，此一分享感動了大眾，也使養女們能鼓起勇氣來掙脫這不幸的收養枷鎖。

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成立數年，幫助了上萬個養女，包括救濟、救業以及婚姻安排，舉辦多場聯合的婚禮。委員會成立之初雖立意崇高，人手和財力卻相當吃緊，呂錦花女士不但將自家開放給尋求庇護養女臨時的收容處，甚至在養女結婚之際，自掏腰包準備賀禮，被譽為「養女之母」。

民國44年（1955）8月，台灣省議會通過改善養女習俗的法令，正式將保護養女法制化，其中主要內容是確立養女的法律地位，規定養女有繼承權，有婚姻自由，以及地方警政單位有保護區內養女人權的義務，以及各公私立救濟機構有義務收容苦難養女等。

隨著保護養女運動委員會以及社會大眾的共同努力，有關養女的人權問題逐步獲得改善。此外，經濟的繁榮與教育水平的提高，亦使得收養習俗不復從前。到了民國五○年代中期，養女制度大抵上已成歷史名詞。（吳濬伊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