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英捷專案」由薩爾瓦多飛往美國舊金山的旅途中，蔡英文在總統專機上閒話家常，媒體問她：記者是不是要落實一例一休，她說：「你不要跟我說啊，你跟你老闆說嘛。台灣就是這樣，這個勞方都不自己去跟資方說，就是來跟政府抗議，政府公親變事主，就變成這樣。你們要自立自強啊，你們為什麼沒聲音了呢？」

這段表白一經媒體曝光，立刻引發社會各界議論紛紛。有人認為：她是「很認真」的講了一段「不負責任」的話，有人批評她「本來就是資本家的女兒」，只是「為了政治需要，才站在勞工這邊」。在我看來，她的這一席話暴露了一個令人擔心的蔡政府決策模式的嚴重問題，很值得我們加以注意：

嚴格來說，一個負責任的政府對於國內外所面臨的重大問題，都必須指派各個部門，收集相關資訊，從事政策研究，研擬解決方案，決策者才能夠「謀定而後動」，做出理性的決策。長久以來，我們政府各部門雖然也以「研考會」、「研究院」之名。設立了許多號稱「智庫」的研究機構，但這些機構或者只會收集數據，或者不知政策研究為何物，很少做出什麼像樣的政策研究。

舉個例子說罷，民國八十三年「教改」啟動之初，《教改諮議報告書》中有一項極為理性的建議：「成立國家教育研究院」，對任何教育政策的研究，先作深入的研究，再正式付諸實施；令人遺憾的是：教改啟動之後，「教改派」人士立刻把這項建議置諸腦後，他們憑自己對「西方先進」教育的浪漫想像，把學生當做白老鼠，推出一個又一個的教改方案，結果不僅把學生和家長整得七暈八素，而且把台灣的教育體制搞得癡肥臃腫，台灣的教育品質也產生了「虛有其表，華而不實」的危機。

二次政黨輪替後的馬政府時代，「國家教育研究院」已經開始運作，教育部碰到棘手的教育政策議題，仍然是沿用習慣性的作法，找一些跟教育部「關係良好」的教授，來承包計畫，然後再「大包轉小包」，不斷收集到「實徵資料」。這種計畫收集到的資料沒有連續性，不一定符合教育部的需要，通常也不可能用來解決實際問題。教育部依這種研究結果作決策，最大的好處是推卸責任，不是解決問題。

蔡政府時代，這種情況更是變本加厲。國教院聘用了幾十位研究人員，其規畫者卻抱持著「實證主義」的科學觀，以為從事「教育研究」，就是要各種不同性質的測驗，收集各級國中、小學生的評量資料。他們對當前迫切的教育議題，幾乎完全不談。教育部的官僚卻還想推動形形色色的「教改」，結果當然是治絲益棼，愈改愈亂。

蔡英文號稱自己是「最會溝通的政府」，碰到問題便擺出「公親」的姿態，卻不覺得自己是國家大事的「事主」。總統府今年給各界的新春對聯，將賴和詩句中「自自由由」誤寫成「自自冉冉」，引發各界熱議。

國家教育研究院表示：目前教育部正在重編國語辭典修訂本，國教院將開會討論是否將「自自冉冉」列入辭典！難怪有人說，當前蔡政府的決策模式是：一群小矮人躲在森林裡的小木屋，聽她作「公親」！用這樣的幕僚系統，做這種決策，她怎麼可能不變成「事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