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達磨傳記的完成

西元九世紀至十一世紀，亦即唐代中期到北宋前期，達磨傳記的編纂又進入了一個新的階段。這一時期的達磨傳記，除了繼續對達磨的事跡記載有所創新和增添以外，還吸取了以往的達磨傳記成說，並將各種達磨傳記的說法加以揉和匯總，從而形成了詳細記述達磨事跡的完整傳記。此類作品主要有《寶林傳》、《祖堂集》、《景德傳燈錄》、《傳法正宗記》等禪宗燈史中的達磨傳。當然，這一時期也還有比較零散的達磨事跡或言論記載

《寶林傳》

《寶林傳》是一部專門記述禪宗西天祖師的傳記集，由金陵沙門智炬編撰，成書於西元八○一年。該書原有十卷，現今殘存七卷，其中第八卷為達磨傳記，對達磨的事跡又增添了許多新的說法。

在這本書中，首次提出了到達磨為止的西天二十八代傳法譜系，並將達磨作為般若多羅的弟子，置於西天第二十八祖之位。關於達磨在印度的經歷，增加了達磨在印度六十七年傳法、接六部眾的說法。關於達磨在中國的經歷，又增加了以下情節：達磨先到廣州，受到刺史蕭昂歡迎；梁武帝詔迎達磨入京，志公和尚遙知其事，並稱達磨為「佛心大士」、「觀音聖人」，又責梁武帝於達磨「遇而不遇」；達磨入魏住少林寺，曾與菩提流支、光統等人直接對抗，並遭六次投毒；魏明帝遣使徵召，並賜磨納袈裟等物，達磨屢次拒絕；達磨遇楊衒之以及二人的對話，等等。關於達磨與慧可的授受關係，又增加了慧可原名神光、被達磨改名慧可、師從達磨九年、達磨授予「吾本來茲土，傳教救迷情，一花開五葉，結果自然成」之傳法偈的說法。關於達磨死後的情況，還增加了昭明太子的祭文和梁武帝的碑文。

《寶林傳》最大的特點在於：一是將達磨的各種經歷都標明了具體的時間，如何時到廣州、何時到金陵、何時到洛陽、何時去世等等，都有明確的記載；二是收錄了昭明太子的祭文和梁武帝的碑文。這兩篇文章究竟出自何人手筆，今已不得而知，但顯係後人偽託，其中昭明太子的祭文極盡舖陳，文字冗長。可以推測，關於達磨在印度期間的經歷記述，很可能是從《寶林傳》開始有了大量的增添。

《祖堂集》

到了西元十世紀中葉，有《祖堂集》一書記錄禪宗歷代祖師傳承的歷史，該書由五代南唐時期的靜、筠二僧編著，完成於西元九五二年。關於達磨經歷的記述，大致不出《寶林傳》的梗概。儘管如此，《祖堂集》還是有一些新增加的記載。其中值得注意的，一是關於達磨與梁武帝的對話：

爾時武帝問：「如何是聖諦第一義？」

師曰：「廓然無聖。」

帝曰：「對朕者誰？」

師曰：「不識。」

又問：「朕自登九五已來，度人造寺，寫經造像，有何功德？」

師曰：「無功德。」

帝曰：「何以無功德？」

師曰：「此是人天小果，有漏之因，如影隨形。雖有善因，非是實相。」

武帝問：「如何是實功德？」

師曰：「淨智妙圓，體自空寂，如是功德，不以世求。」

二是關於達磨與弟子慧可的對話：

慧可又問：「請和尚安心。」

師曰：「將心來，與汝安心。」

進曰：「覓心了不可得。」

師曰：「覓得豈是汝心？與汝安心竟。」

達磨語慧可曰：「為汝安心竟，汝今見不？」慧可言下大悟。

慧可白和尚：「今日乃知一切諸法本來空寂，今日乃知菩提不遠。是故菩薩不動念而至薩般若海，不動念而登涅槃岸。」

師曰：「如是，如是。」

慧可進曰：「和尚此法有文字記錄不？」

達磨曰：「我法以心傳心，不立文字。」

順便指出，《祖堂集》達磨傳中記載的讖偈達二十二首之多，它們大多具有預言性質。如此大量的讖偈，構成了《祖堂集》不同於其他達磨傳記的一大特色。

《景德傳燈錄》

到了北宋時期，有《景德傳燈錄》問世。本書由道原編著，完成於西元一○○四年，是一部被官方認可的禪宗傳燈史書。書中第三卷有達磨的傳記，除了在達磨的弟子行列裡增添了一位道副以外，大致沿襲了《寶林傳》和《祖堂集》以來的記載。

相比於以往的達磨傳記，《景德傳燈錄》的最大特點在於對達磨的印度經歷作了大幅度補充，而補充的內容大多圍繞著達磨與六宗的對話，以及原屬六宗、後來成為達磨弟子的波羅提與異見王的對話而展開。其中關於「六宗」的發想，顯然是由比擬佛陀時代的「六師外道」而來，而從六宗之名即可看出它們分別代表佛教中各類偏執的見解，所以達磨一一破斥六宗的情節設置無非意在說明達磨的教法最為殊勝圓滿。

《傳法正宗記》

大約在西元一○六一年，北宋‧契嵩和尚（一○○七－一○七二）編成《傳法正宗記》一部，記述到惠能為止的禪宗傳燈史，其中第五卷內有第二十八代祖師達磨的傳記，把達磨的種姓改為剎帝利種，說達磨初名菩提多羅，亦號達磨多羅，由其師般若多羅改名為菩提達磨，又將佛大先的身分改為居士，把佛大勝多改為佛大勝，並將他排除於達磨同學的行列之外，另外還增添了般若多羅對達磨所說十二首讖偈，其中分別預言般若多羅滅後一○五年、一六○年、三三○年、四六○年、六○○年、二八○○年、三○○○年間將要發生的各種變故與災難，其餘部分與《景德傳燈錄》大體相同。關於達磨在中國的經歷，《傳法正宗記》除了簡要引述了昭明太子的祭文和梁武帝的碑文以外，也和《景德傳燈錄》基本一致。

關於達磨本身的事跡記載，《傳法正宗記》並沒有多少新的增加，不過它還是有一些獨特的地方。首先，《傳法正宗記》彙集了多種達磨名稱，通過巧妙的安排，將歷來被分別稱為菩提達磨、達磨多羅、菩提多羅等不同的達磨統一起來，使之成為同一人物，從而結束了長久以來連達磨的名稱都各說不一的混亂局面。其次，《傳法正宗記》增添了般若多羅的許多讖偈，讖偈的內容竟然預言到般若多羅死後三千年的變化。這種情況表明，越晚出的達磨傳記，其中被賦予的歷史內涵越多，隨著時代的延續，達磨傳記所負載的佛法憂患意識也越發深重。

由於《景德傳燈錄》和《傳法正宗記》都被官方批准入藏，因而這兩部書中的達磨傳就自然成為達磨傳記的定本，至此，關於達磨的傳說便以這兩個定本為基調而大致定型下來。



四、結語

通過上面的考察，可知在西元八至十一世紀的大約五百年間，禪宗中不斷地湧現關於達磨事跡的記載，其中既有新編的達磨「故事」，也有對以往說法的歸納統合，還有對各種分歧異說的辨析擇汰。儘管手法不同，觀點各異，但禪宗對於達磨的傳記傾注了極大的關注，這一事實確定無疑。在長達幾百年的時間裡，達磨一直是禪宗矚目的對象，他的「故事」被不斷傳頌，他的經歷被不斷改寫，他的形象也被不斷地重新刻畫，這一現象非常耐人尋味。對禪宗來說，達磨不僅是傳授心法的祖師，而且是把「原裝」的佛法從印度帶入中國的人物，因此「達磨是禪的悟道的權化，禪的理想的象徵」，他的言行代表佛法的正義，他的事跡體現佛法的典範。

正是由於達磨在禪宗的心目中具有理想化身的意義，所以達磨的「故事」也就不同於單純的歷史遺跡，而是某種理想化佛法的具體寫照。與此相應，關於達磨「故事」的傳頌也不是單純地陳述歷史實事，而是借助前人的「故事」表達後人的理念。

禪宗不斷地講述達磨的「故事」，這種手法有類於「傳統教育」的宣示，它告訴人們祖師曾經如何如何，目的無非是給人提供理想的範例，以使人們按照達磨的榜樣去思考和行動。可見禪宗對達磨「故事」的傳頌以及對達磨傳記的編撰，本身就是一種宗教話語的方式，其中寄託了他們自己的意向和選擇。從禪宗描繪的達磨經歷和達磨形象，可以清楚地瞭解他們要傳授什麼樣的教法和排斥什麼樣的理念，從這個意義上說，達磨傳記的演變乃是禪宗的價值選擇與宗教理念的生動寫照。

（下）



節錄自《普門學報》第卅七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