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何敬堯

一九四○年，台灣的青年作家翁鬧默默病歿於東京，這位在三○年代曾發表諸多優秀小說的年輕小說家的猝逝，似乎也反映了三○年代曾經璀璨而短暫的夢幻時光，就如同黎明前一瞥的流星……

一九四○年，台灣已歷經日本統治四十五年的歲月，因為接受了西方新文明的洗禮，政治、經濟、文化都有顯著的發展。但是自從一九三七年日軍進攻盧溝橋，引發七七事變之後，台灣社會也隨著日本軍國主義的膨脹而產生改變，總督府恢復了武官總督的設置，台灣島被設定為皇軍的支援地，開展了皇民化運動，動員全島人民全力協助日軍。

此時，在一九三○年代好不容易蓬勃發展起的自由思想、社會運動也面臨停擺，總督府更在一九四○年倡導「改姓名」，廢除漢姓更改為日本姓名，加強島民的精神統治。

一九四○年彷彿是一個臨界線，標誌著台灣殖民體系的極端化。而在這一年，在遙遠的日本，有一位來自台灣的青年作家，則默默病歿於東京，據說是在精神病院逝世，也有傳說是睡在亂七八糟的報紙堆中而凍死。

這位在三○年代曾發表諸多優秀小說，極力探究愛、人性、青春、苦悶、以及自我存在的年輕小說家的猝逝，似乎也反映了三○年代曾經璀璨而短暫的夢幻時光，就如同黎明前一瞥的流星，只是天亮前的一抹幻影。

這名「幻影般」的小說家名為翁鬧，生平不詳，出生年只能猜測是在一九○八年前後，據說從小是養子，養父是員林翁家的醫生；但也另有一說，翁鬧是一名出生於窮苦的農村子弟。無論他是否是養子，翁鬧卻非常在意自己是養子的身分，在他作品中也不斷搜尋著「追尋父母」的主題。

翁鬧的小說，可以略分為兩類。第一類，描述愛情的渴望與戀慕；第二類則是以農村小人物為主角，反映了當時台灣農村社會的眾生相。

在翁鬧的愛情小說中，讀者可以深深地感受到「新感覺派」的文風。翁鬧在一九三四年赴日留學，受到新感覺派的影響，開始致力追求文學的藝術性，使用象徵技法，剖析人物心理的各種潛意識，展現詩歌般的韻律，如〈音樂鐘〉描述了少男情欲初動的青春，懵懵騷動。而他的名作〈天亮前的戀愛故事〉，則大膽將赤裸裸的情欲寫入小說之中，探討人在戀愛中的義無反顧：

「想談戀愛。想得都昏頭昏腦了。為了戀愛，決心不惜拋棄身上最後一滴血，最後一片肉。那是因為相信只有戀愛才是能夠完成自己的肉體與精神的唯一軌跡。我不敢說是奇蹟。它正是軌跡。為的是只有它，也就是只有戀愛，才能夠在這個宇宙間畫出我所尋求的某一個點，畫出能在一切條件上使我滿足的唯一的一條線。」

至於在農村故事上，翁鬧的《羅漢腳》、《可憐的阿蕊婆》，則以同情而憐憫的視角，描繪出農村既美麗又諷刺的一面。小說雖然沒有高潮起伏，卻如實呈現農村的苦勞生活，如《憨伯仔》：

「這時，他突然感到禿了的腦頂上掉了一滴冷冷的東西。連忙伸出左手擦了一把，一看，手指頭染得黑黑的。那是蜘蛛絲上附著了煤煙，成了一條條冰柱般垂吊下來的屋頂下，經常有的事。」

以詩般的文字，新穎的感官描寫，呈現世界的華美與荒蕪，是翁鬧一貫的表現手法。也在這具有同理心的文字中，述說了農村的時光流逝與艱辛。雖然接受了日本的新感覺派的文風影響，可是翁鬧始終堅持作品要具備台灣的特色，說出屬於台灣的故事與經驗，這也是他的小說充滿魅力之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