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脫歐陣營中，並非一致排外反移民，而有許多要求政治改革、加強社會福利、縮短貧富差距的聲音，希望照顧自二○○八年全球金融風暴後，經濟力即一路下滑的中北英格蘭與威爾斯城鄉。

這些帶有進步觀點的左派支持者，對於脫歐派被一律冠上「種族歧視」的罪名，大感憤慨。

因此在脫歐成真後，英國社會的分歧持續擴大，有人歸咎媒體報導不公，但許多家庭、親友因立場不一而勢同水火，他們的歧見並非來自媒體的挑撥，而是問題本身的複雜性，以及基本價值觀的差異所造成。

我曾在六月十六日的專文中指出，民粹思潮分極左和極右兩派，雖然政治立場迥異，出發點卻都來自對全球化的疑忌，以及擁有更多國家性自主權以便尋求對策的渴望。

極右派的政策雖不理性卻簡單明瞭：反移民，並以反各種「非我族類」為國家暨社會安全的指標。

相較下，左派訴求抽象而繁複：追求人權、民主自由、社會正義、公平分配等，充滿了理想主義的色彩。問題是，這些訴求和脫歐間的關聯何在？脫歐後又應如何達到目標？無人能夠釐清。

難怪左派立論幾乎遭到右派吞噬，雖然脫歐選民中，並非人人都有種族歧視，但種族歧視者們，卻自認受到百分之五十二的大眾支持，開始宣洩壓抑多年的仇外情緒。

理想主義很重要，是人類社會不斷進步的動力—英國婦女能在二十世紀初獲得投票權，聯軍能在二次世界大戰中擊敗法西斯勢力，戰後的英國能夠建立社會福利與國家健保制度，以及美國終能在一九六○年代通過反歧視的民權法案等，都是因為理想主義激發的堅定信念所促成。

然而理想主義本身並非具體的政策方針。有理想性的政策，才能讓人們產生對未來的嚮往，嚮往帶來希望，希望催動選民的熱情與信心；如缺乏能夠落實的政策，則理想主義不過是國王的新衣，禁不起事實的檢驗。

隨著極左派思潮順勢而起的工黨黨魁柯賓，空有理想，卻無施政長才，白白將無數的工黨選票推向訴求單一的英國獨立黨，因此公投結果揭曉後，百分之八十的工黨國會議員已公開要求柯賓下台，但柯賓堅持自己是去年九月以壓倒性勝利登上黨魁寶座，不願辭職，導致工黨面臨嚴重的分裂危機。

柯賓的草根選民迄今仍對他信誓旦旦，在缺乏理性策略之際，左派選民退而求其次，選擇擁抱政治人物的篤實性格，而非其領導能力或詳實計畫，使空洞的理想主義，成為反建制與懷疑論的溫床，非但難以發揮建設性，反具有強大的破壞力。

工黨此刻的困境代表了左派政治的路線爭議：在二十一世紀的今天，誰屬弱勢群體？當不同群體間的利益產生衝突時，如何訂定新的遊戲規則以求公平正義？如何在愈趨模糊的社會階層間，找出共識與交集？何種政策能夠幫助脫歐後的英國不失控，真的「拿回控制權」？

唯有當左派脫歐陣營提得出確切規畫時，新的理想主義才能讓百分之四十八的留歐選民重拾信心，英國社會撕裂的傷口，也才能重獲癒合。

蔡明燁（英國／歐洲台灣研究協會秘書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