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星雲大師

我在不是很有心的情況下，也是無意間寫了〈我不是「呷教」的和尚〉一文，最初只是想，我們出家人的信仰應該要淨化，發心要真誠，忍耐要加強；尤其，在出家修道生活中，要有「為了佛教」的觀念，養成關懷信徒的習慣，要「嚴以責己，寬以待人」，要全力做弘法利生的工作，要與人為善，要從善如流等，做一個稍微像樣的佛弟子。

想不到《人間福報》在元月二十三、二十四日發表以後，有了熱烈的回響，甚至於海外像英國、美國等地，都有閱讀這篇文章的人。例如：在牛津大學修學博士的張少微、倫敦的妙祥法師，都傳回來他們的回響。大陸大覺寺的一些職事，更是有強烈反應；還有，居住在休士頓的辜振甫先生的二小姐趙辜懷箴女士也多所肯定，讓我感動之餘，又寫了〈再說「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這篇在元月三十、三十一日發表以後，反應更是熱烈；我一時興起，乾脆再來一篇三說吧！因此，我就再談一次〈我不是「呷教」的和尚〉。

我的意思也不是標榜自己做一個和尚是如何了得，我自己的缺陷也是很多；所跟人不同的，只是對於自己的缺點，我肯得認錯、肯得改正。假如我做的佛教事情有一些可取之處，這也是很正常，因為這就是我們做和尚的本分。

之所以把這許多的話說出來，只是讓佛光山的弟子知道，我這個師父是怎麼做和尚的；讓他們在少欲知足的修道生活中能可以發心，「為了佛教」要精進，發菩提心，弘法利生。尤其，大陸上有關佛教的領導人士、僧侶能夠閱讀此文，這對我來說，真是受寵若驚，感覺到佛教有希望、有未來。因此，略將三說的因緣報告如上。

重信承諾 雜誌如期出刊

我們知道，人在世間上，最重要的就是吃飯，所以「呷教」，也是為了生活，為了吃飯。我雖然歷經飢餓徬徨的過程，但是我對於不做吃教的和尚，是從來沒有動搖過的信念。

舉個例子說，我罹患糖尿病已經五十年了，在我想，應該就是由於幾次在極度飢餓的狀況下，導致胰島素受到損壞而產生的；因為我家裡的成員都沒有糖尿病的基因，應該不是遺傳所致。我曾把這個意見跟醫生談過，但醫生搖頭，不太願意採信我的想法。或許，這是他們專門研究的領域，我也就不去管他們了。

不過，我記得比較嚴重的一段飢餓經驗，是在民國四十年初編《人生》雜誌的時候。當時，因為編輯雜誌的關係住在台北善導寺，有一天早晨，很羞愧的吃了他們的一頓早餐後，為了節省一塊錢的公車費，就走路到萬華的印刷廠去做校對。

到了中午，在印刷廠裡，印刷廠的經理跟我說：「星雲法師，吃飯了。」但我心想，我到哪裡去吃飯呢？忍耐一下就算了，就繼續的校對。到了晚上，一樣不得飯吃。晚餐時間後，工人特地為我加班，先裝訂了一百五十本的《人生》雜誌給我，因為我已承認發行人東初長老，要如期交給他。

我在細雨紛紛中，硬是從江子翠的大理街走到了萬華的火車站，坐上火車到北投，從老北投再轉車到新北投，這個時間不算太長，大概晚上九點多鐘吧。我看到外面下著毛毛細雨，就把長衫脫下來，將這一百五十本的《人生》雜誌包起來，怕它們淋到雨水，並且扛在肩膀上。在昏暗的燈光下，從新北投車站走到法藏寺，爬上四百階的坡台，到達寺裡應該十點多鐘了。

怕驚擾人 忍耐靜靜等待

東初法師見到我把雜誌送來，非常的歡喜，讚歎我說：「你很負責任，很難得。」一般年輕人聽到長老的讚美，總是非常的歡喜。

他又跟我說：「你不必回台北去吧，就住在這裡。」我想也是。已經快十一點鐘了，我如果回到台北，三更半夜的打擾善導寺也不好意思，既然長老叫我留下來，我就留下來吧。

東初法師就叫寺裡的人為我找一個房間，讓我掛單住下來。那時候，也不知道要求什麼盥洗設備之類的，只要有一個地方睡覺就好。但第二天早上起來，門一直開不下來，原來他們反鎖了。我也不敢叫門，怕驚動他們，就慢慢的在那裡等待。

一直到九點多鐘，他們才來開門，歉疚的跟我說：「對不起，我們忘記你住在這裡，忘記開門了。」我也不見怪，心裡想，這裡是一個女眾的道場，我們一個青年比丘，或許大家在佛法裡都有很多的顧忌，我也就不以為意了。

我於是去跟東初法師告假要下山，他說：「不要吧，我今天請客，你在這裡幫忙，做一些招待。」我想，長老有這樣的指示，那時候我還沒有很忙，就答應了，協助他準備桌椅、行堂的工作。

但是，台北的客人是不容易請的，一直等到下午快一點了，才來了八、九個客人。他本來預備兩桌的飯菜，我心裡想，已經一點鐘，不能不開飯了。東初長老可以陪四、五個人吃飯，還有另一桌四、五個人，就由我來代他陪著吃飯吧。

正當這樣想的時候，東初法師跟我說：「你這個孩子，怎麼不到廚房去吃飯呢？」這是長老講話的口氣，他還是把我當小孩看待。

飢餓經驗 發願普門大開

這時我才想到，我做過小學校長，做過教務主任，也做過南京華藏寺的住持，我應該不是小孩子了，但是陪客、吃飯，我還是太年輕，不夠資格，所以長老叫我到廚房吃飯。我當時愣了一下，心裡想，我也真的餓了，就到廚房吃吧。

經過廚房的時候，看到裡面的人，正為了準備請客的餐飲那種忙亂的樣子，我一個人也不認識，實在不好意思進去要飯吃，所以我就從廚房外面的一條小路直接下山返回台北了。

記憶裡，我是處於極度的飢餓狀態。因為，我昨天的中飯還沒有吃，晚飯也沒有吃，今天的早飯也沒吃，現在又已經下午了，我還沒有東西吃；走過那四百個階梯，每一腳彷彿踩在棉花上面一樣，像騰雲駕霧一般，我不知道自己是怎麼樣下山的，總之，我也是記憶模糊了。就這樣，我回到了台北。

我這個人，對於別人或許有不到的地方，也沒有什麼怨恨的心，我當時就立志，假如將來我有辦法，一定要給大家吃飯。我可以做不吃教的和尚，但是我不能不讓大眾吃飯，將來我一定要「普門大開」，歡迎要吃飯的人進來。

所以，後來我創建普門寺、普門中學、普門幼稚園、《普門》雜誌、《普門學報》等等；意思就是，在我台北的道場，在佛光山朝山會舘裡，我都招呼管理人，每天多準備兩桌菜飯。因為那個時候，要吃到素齋比較困難，我們無條件的供應，不必問來客的姓名，他吃過就可以走。像這樣子的情況已經維持多年，甚至在佛光山，如果是出家人，吃過飯以後，我們還有一個紅包五百塊錢，供養他做為路費。

不過，「不呷教」的和尚，還是消極的，我應該要有更積極的行事，也就是所謂「給人方便」。所以，我也可以說，在佛光山，到現在齋堂裡面，不管你認識、不認識，吃飯的時候，你進去坐下就吃，吃過了以後，你就離開，也沒有人問你。當然，不是有什麼好的接待，但是，一點微分的供養心，應該對得起諸佛菩薩和一切善士、客人們的，這也是我們些許的願心。

例如，在佛陀紀念館景色最優美的地方，有一間樟樹林滴水坊，每天提供一碗飯、一碗麵，也大概每天都有數百人進去用餐。我是不准他們訂價收費的，五、六年來，應該都皆大歡喜吧！

行動落實 學府演講弘化

為了做不吃教的和尚，不能是口頭說說而已，我必須要用行動表示自我的作為。因此，我更積極的忙於佛教的弘化工作。好比，民國四十年代初期，我當然還沒有力量辦大學，但是我去向教育部爭取立案，在宜蘭辦了「光華補習班」，提供給青年有一個讀書的環境。像現在社會上的林慈隆、林清志、鄭石岩、黃三裕等等，大概都是這個補習班裡過來的。

我也到全台灣監獄說法，到各個工廠佈教，但是我的志願是希望到大學裡面去講演。當然，在台灣，我也講過好幾所大學，但我心裡想，一定要到台灣大學講一次，才算是把佛法帶進高等的教育學府。

透過學校社團的安排，我的徒弟籌備了講演會，海報都貼出去了，我也從宜蘭搭車前來台北趕赴講演的活動。但我一下火車，鄭慈文就面帶懊惱的跟我說：「師父，我對不起您，學校不准出家人講演。」我一聽，感到很失望。佛教也是教育，為什麼大學要排擠佛教呢？後來聽說，還是佛教的人士反對我進入校園，向學校建言不可以讓我演講，不可以讓和尚進入學校。

儘管如此，我並不氣餒。過了幾年，我把日本的水野弘元先生請來台灣客座，他是東京帝國大學名譽教授、世界知名的學者，也是一位和尚，只不過在日本的習慣，他們都不稱「和尚」，而是以「教授」稱呼；此外，還有研究天台學的名教授牟宗三先生、研究儒學的唐君毅先生等，我都把他們請到台灣大學裡上課、講演。

我自己感覺到，成功不必在我，我能讓和尚進入台灣大學講佛法，不也是一樣的達到目的嗎？當然，我現在已經在台灣大學做過多次講演，甚至香港大學、香港中文大學、理工大學，大陸的北京大學、南京、人民、復旦、中山、上海交通、山東、浙江、同濟、湖南、廈門等數十所大學都做了多次講演。所以，我「不呷教」的觀念，不只是形式上的，在我信仰的心裡上、精神上，也是一樣的意義。

一本初心 愛教奉獻佛門

民國三十八年（一九四九），正是我們青年僧伽初到台灣走投無路的時候，中興大學秦江潮教授，曾要我去參與他們辦的《自由青年》編務工作；也有中央廣播電台的主管要我去做廣播稿的撰寫人；此外，也有報社找我做記者等等，我都一概辭謝。因為，我不需要靠社會事業來養活我，我是佛教裡的一個和尚，我應該把我和尚的角色做好，和尚做不好，其他的什麼職務，也不會成功的。所以，我在無錢無緣的生活之下，仍然本著自己的初心，不做一個吃教的和尚，也不做被社會養活的人。

因此，我站在佛教的崗位上，孜孜矻矻地，雖然不成什麼氣候，我還是努力從事著佛門的苦行、作務，做一個佛門裡愛教的、不吃教的和尚。這是我要把自己這個身分確定，不能動搖的。

我初到台灣的時候，由於自己的勤奮，也結了一些好因好緣。例如，有人要給我房屋居住，讓我在花園洋房裡專心寫文章；也有人甚至願意把某一棟樓房送給我，做為我弘法的基礎。我何人也？不敢接受這麼大型的布施。我覺得一定要靠自己的努力來弘揚佛法，不能靠別人來支助我；我也不能假藉佛教之名，空負信施的供養，所以把他們給我的好意婉謝了。

我想，成功不是在這一時，我可以慢慢的來，十年、二十年之後，我總會為佛教有所表現的。就是挑水、擔柴，無論勞力還是勞心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做一個貢獻於佛門，而無負於佛教栽培的出家人。因為我受了十年叢林教育培養的恩惠，可以報答三寶恩、眾生恩，才能算是一個真正不吃教的和尚。這也是我這一生一直堅持的立場。

我自己雖然有許多的缺點，像脾氣不好、性情太過耿直，乃至貪名、欲望、無明、愚痴等，在心田裡還是反觀得到；尤其是嫉妒心，總覺得自己不能輸給別人，對這種好勝心，也感到很慚愧。現在想來，真是年輕荒唐的時代，也不勝慚愧、懺悔；但「不能辜負佛教」這樣的決心，無論如何，是不能改變的。

在台灣，跟我結緣的信徒不少，加上在海內外舉辦過幾千場的皈依三寶典禮，算一算，幾百萬的信徒，應該是有的；但我沒有和哪一個信徒有特別的來往。我一直教育弟子們，做一個出家人不可以對世俗太過攀緣，不要認為某一個信徒地位很高、名利很大，我們就對他特別來往。我說過，心不均平，不能做為真正的學道之人。所以，是很遺憾，但也很欣慰，到現在，這許多萬千的信徒，都成了我的至親好友，但沒有特別的親疏分別。這也是我自己堪以告慰的一種觀念，覺得做人應當如此。尤其，做一個佛教的和尚，更應該要有這樣的修養和認識。（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