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楊傑銘

——五月三十日，林少貓在台南戰死，台灣總督府宣告「全島治安恢復」，標示著武裝抗日運動的完結。這年十一月，作家謝春木於彰化出生。

一九○二年，看似平凡不過的時間點，卻是台灣轉折的重要時刻。日本領台邁入第七個年頭後，擊潰各地的游擊武裝部隊，進入統治的穩定期。自一八九五年乙未割台開始，台灣武裝反抗行動未曾歇息，最早的「台灣民主國」曾經創造一個夢，只是太過短暫，也太易凋謝。然而，面對脫亞入歐的大日本帝國，又有多少國家能夠抵禦得了？

其後大半的時間，台灣本地鄉紳組成的游擊隊在山區、荒野與日軍纏鬥，吳湯興、徐驤等人頑強抵抗，為反抗運動留下血淚的一頁。特別是一九○二年林少貓在台南戰死，台灣總督府宣告「全島治安恢復」，這一布達標示著武裝抗日運動的完結，真正進入日本殖民統治的時代。在「孤臣無力可回天」的聲聲喚中，隨著海潮而下的日本軍隊與殖民政府，在殖民統治中也帶來現代化的視野。

一九○二年的時代巨輪，無情的帶走反抗志士的英靈，也迎來了一出生就活在異族統治的新一代。台灣作家謝春木誕生於這樣的一九○二年，他並沒有上一代身為滿清遺族的國仇家恨，成長於新舊式教育交混的時候，令其更明白傳統教育與封建社會綁架了台灣人民的未來。

二十歲時的謝春木，在台灣新文學發展之初，以新文學的形式宣揚自由戀愛的新思潮，寫了〈她要往何處去——給苦惱的姐妹們〉的小說。他在那樣的年紀，就以銳利的眼光，看透了封建的幽靈依舊纏繞著漢人的社會，新生的一代肩起黑暗的閘門，在名為自由的時代對抗著不自由。

小說以桂花的角度敘寫，談論十多歲情竇初開、行事天真浪漫，且熱愛緞帶和泳衣的摩登女，如何在媒妁之言的婚姻中受到退婚的傷害。他以此控訴封建禮教社會對女性自主婚姻的囿限，也傳達出生活在傳統社會道德價值觀的人們，無論是遭受毀棄婚約的一方，或是崇尚自由戀愛的一方，都難以逃脫這個社會的異樣眼光。

小說副標「給苦惱的姐妹們」，訴諸的是在同時代受到傷害女性同胞，在愛情的人生功課裡，遭遇到莫名且難以迴避的傷害。對她們而言，「人生是苦的，結婚是這麼麻煩的，社會是這麼殘忍的……。」一如故事最終受到退婚的桂花，人生留下難以抹滅的汙點，也是追求自由戀愛下的犧牲品。

魯迅在〈娜拉走後怎樣〉曾說道：「人生最苦痛的是夢醒了無路可走。」面對世俗眼光建構起的難以翻越的高牆，謝春木嘗試給予傳統婚姻制度犧牲品的女性，指引一個充滿希望的方向。小說在結尾處，桂花乘上開往日本的信濃輪到日本求學，從一個受到舊傳統壓迫的受害者，搖身一變成為新時代的女性。這個轉變靠著留學、學習現代化的知識，洗滌受到封建社會傷害的疤痕，翻轉女性在社會的地位。

在這裡，日本不再是台灣人心中殖民者的侵略者形象，而成為提供現代化思想，以及提供改變台灣的希望之地。愚昧無知是一切痛苦的根源，為了擺脫如此的宿命，除了出走，再也想不到其他辦法。在渡輪上桂花與女伴的促膝長談，說起自己這趟到東京，不是像一般女學生去作夢，而是要去追夢。畢竟遭遇過退婚的不名譽，桂花身上背負著女性無以名狀的重擔，也因此她的前進日本是具有解救台灣女性同胞的使命：「我們必須為台灣的婦女點燃起改革的火焰。時機到了。讓我們為被虐待的台灣婦女，努力讀書吧。」讀書成為改變一切的起始點，不只是對女性是如此，對新一代的台灣青年來說也是如此。換而言之，謝春木表面上描述台灣女性處於封建婚姻的桎梏，實際上是透過女性問題隱喻台灣由舊社會走向新社會的陣痛，以及新世代青年，必須透過學習肩負起改造台灣的使命。

理想主義者是無可救藥的。謝春木不只在小說中傳達改革的理念，現實社會裡也身體力行成為社會運動的中堅分子。除了在《台灣民報》撰寫政治、文化評論，並出版《台灣人如是觀》、《台灣人的要求》等著作，也與蔣渭水等人共組台灣民眾黨，走向中間偏左的社會主義路線。之後因為日本軍國主義的抬頭，肅清日本內地與台灣本島的左翼運動分子，以致謝春木遠渡中國避難，並與中國共產黨有密切的聯繫，最終成為中國共產黨的一分子，找尋到生命的出口。

其實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一九○二年，看似平靜的年代，孕育著台灣新一波的反抗運動。•

關於作者

楊傑銘，新北板橋人。嶺南大學中文所博士，現為南十字星文化工作室編輯，靜宜大學閱讀書寫創意研發中心助理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