兩岸領導人今年十一月七日的歷史性會晤，突顯了台灣政治體制的根本缺陷。當經由全體選民投票產生的一國元首，能夠但憑己意秘密作為，並在卸任前夕、且無連任壓力的狀態下，獨力做出可能影響兩千三百萬人未來安危的決定，無論事前、事後，都沒有任一合法單位或程序可以質詢、調查總統權威，以求對全民負責時，必須一問的是：台灣總統的制衡機制究竟何在？如何加強立法與行政監督的效能與品質？

台灣既非總統制，也非內閣制，造成了一個弔詭的現象，即總統雖是經由全民直選產生，但選舉動作一旦完成，總統的權位變成至高無上，「馬習會」的舉行暴露了一個難以忽略的真相：缺乏恰當的制衡設計，民主程序仍有可能製造（傾向）集權式的統治。

美國總統堪稱國際政壇權位最高的政治領袖之一，但仍須對他的行為負責，尤其必須受到國會的牽制；英國首相也必須接受議會的例行質詢，卡麥隆於今年九月，授權英軍用無人轟炸機在敘利亞殺死英籍恐怖份子後，也面對了議會的嚴格挑戰，而必須提出充分、完整的說明。

身為一國元首，自然會有必須做出困難抉擇的關鍵時刻，但也因此較為成熟的民主國家如英、美，會有相應的制度和程序，盡可能地確保最高領導人的決策過程符合法、理、情，並以全民福祉為依歸，而非為一己之私、一時衝動、或感情用事。相形之下，台灣目前的立法和行政體系，都不足以監督國家最高領導人不濫用職權，又或有瀆職之嫌時，能夠啟動適當機制進行合理檢驗，向大眾公開負責。

台北市長柯文哲曾說，面對民主所帶來的各項困境，不能減少民主，而是要更多的民主去解決。誠然，「民主」是一個過程，而非終點，每個民主國家都會不斷犯錯，必須經過爭辯、討論，讓不同的意見公開、公平地競爭，然後去修改政策與體制上的錯誤，讓民主體制更健全，讓民主社會運作得更完善。

「馬習會」暴露了台灣民主體制的嚴重缺失，非關藍綠統獨，也不涉及對「馬習會」結果的評價，而是台灣在一九八七年走向民主化之後，憲政設計上仍有待修訂的嚴肅課題。對一個年輕的民主國家來說，體制上的錯誤難以避免，但是如何面對錯誤？才是真正的考驗。

蔡明燁（英國

／歐洲台灣研究協會祕書長）

任格雷（英國

／亞伯大學公共外交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