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王健壯（世新大學客座教授）

從一九○一年至今，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共有一一二人，其中多數都是小說家、詩人或劇作家，祇有兩位史學家，以及三位哲學家；今年得主亞歷塞維奇（Svetlana Alexievich）則是文學獎史上，以現役記者身分撰寫調查報導文類，而獲獎的第一人，空前，但不知是否絕後。

亞歷塞維奇大學唸的是新聞系，過去做的也是體制內媒體記者，這幾年則是以獨立記者身分，進行各種主題的調查採訪，當然是不折不扣的現役記者，不同於曾經做過記者但卻以小說得獎的海明威、史坦貝克與馬奎斯等人。

而且，她的作品在文類上都是典型的調查報導。《車諾比的悲鳴》調查採訪核災後的倖存者，《鋅皮娃娃兵》調查採訪參與阿富汗十年戰爭的軍人與家屬，《戰爭的面孔不是女性的》調查採訪參與過二戰的蘇聯女性軍人，《二手時代》調查採訪蘇聯解體後人民的生活鉅變。

另外，這些讓她獲獎的調查報導，每部作品採訪時間，短則三、四年，長則十一年；採訪人數少則四、五百人，多則近千人，花這麼長時間採訪這麼多人，這是古典定義的調查採訪範例。記者像礦工一樣，一鑿一斧經年累月敲出了憾動人心的作品。

調查報導一向是西方媒體的主流傳統。二十世紀初期，盛行美國的「揭發文學」浪潮，揭發了洛克斐勒家族壟斷石油業的黑幕，芝加哥屠宰業壓榨勞工，草菅人命的內幕，以及州與聯邦議會政商勾結的醜聞。

六十年代接棒崛起的是「新新聞學派」，代表性作品是卡波提(Truman Capote)花了六年調查採訪後所寫的《冷血》。七十年代調查報導的代表作，則是《華盛頓郵報》揭發的水門醜聞，以及赫許(Seymour Hersh)揭發的美萊村屠殺事件。八十年代延續至今的「新新新聞學派」，更以化身方式調查採訪各類底層的、弱勢的、邊緣的民眾生活。

這幾年歐洲媒體也與美國同步同調，他們與「維基解密」合作揭發外交秘聞，英國《衛報》揭發梅鐸報系的竊聽醜聞，《衛報》與《紐約時報》等媒體也與史諾登(Edward Snowden)聯手，讓美國國安局濫權監聽全球的內幕曝光於世。

台灣媒體的調查報導，雖非主流傳統，但七十年代《中國時報》副刊帶動的報導文學浪潮，八十年代《人間》雜誌的出現，都曾短暫地讓台灣媒體出現過類似西方那種非虛構文類的火苗，但這股微弱的火苗，這幾年在「蘋果化新聞」與「即時新聞」的雙重摧襲下，早已火滅熱散，讓台灣變成了全球罕見的調查報導荒原。

亞歷塞維奇獲得文學獎，對台灣媒體與記者的啟示，不但是有為者亦若是，更證明了調查報導才是媒體的脊椎，沒有脊椎，媒體怎能成其為媒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