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我最早針對台灣現代新詩表示意見是在大三，那一年我負責編系刊，因稿源有限，我自己寫了不少文章，其中有一篇〈詩的聯想〉，以「鹿潭」筆名發表，全文圍繞著當時的現代詩反省運動，用資料拼貼的方式，表達我作為一位新詩愛好者的困惑，對於唐文標、關傑明等人對現代詩的批判，有贊同，有異議；對於劍拔弩張的詩壇，存有一定程度的憂懷。

因為走出校門去參與媒體編輯，我在一家新辦的雜誌社認識一些其他學校的文藝青年，其中有一位女生在台大編《台大青年》，她殷勤約稿，我寫了一篇評論文章給她，談的是那時候最熱門的人文議題——民族性、社會性等，我用了一個「歸屬性」的概念，從古典文學如何與現實環境對應談起，舉了諸如〈詩大序〉、屈原、杜甫、白居易、鄭板橋等例子，但重點還在現代詩，強調文學應該直面社會、人生，以及人心、人性。

文章以「牧子」筆名刊出，沒多久，有一位趙知悌先生把它收入他所編的《文學，休走——現代文學的考察》（台北：遠行，一九七六）。這書是在回應一九七○年代前期的整個文藝思潮，收了關唐等人的文章，當然也一定會有顏元叔、尉天驄、余光中等，雖然不大有人知道「牧子」是誰，編者顯然把我當成台大學生；但我自己了解，我多年累積的「學」與「思」或已可以參與時代的文學論述。

然後就是進了研究所以後，在華岡，在一個小小的文學社群裡頭，我開始著手分析現代詩，最先論述的是向陽和渡也：向陽，我是整個看他到那時候已發表的作品，寫了一篇〈詩話向陽〉；渡也，我是選了他一首散文詩〈蘼蕪〉來分析。這大約也就是詩評論的兩種樣態，一個是詩人論，一個是詩作分析，我最初的試筆算是走了第一步，展開了未來漫長的評論生涯。

除了刊在「華岡詩展」的特刊，〈詩話向陽〉發表在我和向陽甫加入的詩脈詩社的《詩脈季刊》上，析渡也的〈蘼蕪〉則發表在張默主編的《中華文藝》，這開啟了我在台灣現代詩領域的實際批評工作，而且是細讀，於是張默約我寫「詩的詮釋」專欄，在《中華文藝》上，我如不畏虎的初生之犢，面對名家名作，以我那時已擁有的學術力，逐句逐段去分析文本，造就了當年詩壇一個所謂「青年詩評家」的形象。

寫這專欄稍後，我一邊寫碩士論文〈六朝詩學研究〉，一邊寫賞讀白居易的書，古今並治，這也就成了我學術之路的常態，其後雖因諸多主客觀因素而向現當代傾斜，但我其實沒有放棄古典，特別是多年以後，我在台灣古典詩領域所做的一些事兒。

一九八二年，我出版《詩的詮釋》（時報文化），一九九七年重編成《新詩學》（駱駝出版）以後，我陸續寫了一些現代新詩的討論文字，今董理舊篋，初編成《詩心與詩史》，納入台灣詩學季刊社「台灣詩學論叢」，交秀威出版，謹略述論現代新詩之緣由，以為讀此書者參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