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在未發明印刷術之前，書籍的流通全靠手抄。簡冊時代，著書、抄書都用加工過的竹簡，這一直到晉代仍很盛行。如東晉著名化學家、醫學家和煉丹家葛洪，他勤奮好學，所抄的書共達四百一十多卷。

晉代以後，還得靠抄寫。據史籍記載，南齊的沈麟士，一生就抄了許多書，不幸的是在他八十多歲那年，書都被火燒了，他發憤重抄，又抄了二三千卷，裝滿了幾大箱。

隋唐之際，印刷術發明出來了，使用卻還不普遍，抄書活動仍很活躍，連愛好典籍的唐代文宗皇帝，也因內府「篇卷散亂，難以檢閱」，搜集了公卿士庶之家的所有異書，設官員主持抄書事宜。抄書的人叫「御書手」，抄完藏於乾元殿，令「百官人」乾元殿東廊觀之，無不駭其廣」。可見所抄數量之多。當時各地官府也抄書，抄書的人叫「書手」或「楷書手」；還有所謂「書令史」，也是官府的抄寫者。

與此同時，民間抄書之風也很盛，連未成年的孩子也熱衷此道，如幾十年前在新疆發現的《鄭氏論語注》，即為一名叫卜天壽的年僅十二歲孩子所抄。被發現的這本書，共抄有八本。

此外，隨著文化的發展。還出現了代人抄書的書鋪。他們雇有大批以抄書為職業的人。這些人生活貧苦，以抄書收入維持生計，名「佣書」。

唐以後，印刷事業逐步發展，有了印本。可是，得書還是不易，因此抄書之風仍未衰微。《李氏山房藏書記》引宋代蘇東坡的話說：「余猶及見老儒先生，自言少時欲求《史記》、《漢書》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書寫，日夜誦讀，唯恐不及。」抄書的辛苦可以想見，一部薄薄的書抄幾天、幾月是常有的事，大部頭的書，費工費時更不在話下了，尤其是貧苦的讀書人，經濟拮据，困難自然是很大的。《顏氏家訓‧勉學篇》講到東莞臧逢世，二十歲想讀班固《漢書》，就用姐夫家裡捨棄的廢紙，抄了一部。

還有的一部書不只抄一次，《新唐書‧柳仲郢傳》稱：「仲郢嘗手抄六經，司馬遷、班固、范曄史只一抄，魏晉及南北朝史，再。」為什麼他要把魏晉南北朝史一抄再抄呢？王鳴盛在《十七史商榷》裡是這樣解釋的：「當由三史（即《史記》、《漢書》和《後漢書》）自幼成誦，故一抄已足；非輕三史重魏晉以下諸史也。」可見，自小就已經熟讀的書，一抄即夠，而尚未讀熟的史書，再抄的目的是為求得更深的理解。

由此看來，抄書也是古人讀書方法的一種。可是，有時候，卻又偏偏會意想不到地抄出紕漏來。比如宋代劉儀美，紹興二年（一一三二年）中進士，官俸所得，總要分出一半來買書，買不到就借人家的書來抄，而且為防散失，每種書都抄三套。居官十年間，連買帶抄，藏書達一萬卷。不料有人將此事上奏皇帝，說他只管抄書，公務都荒廢了。皇帝也不調查調查，即罷了他的官，他的朋友為此忿忿不平，寫詩說：「只因翻古書，不覺墮危機。」這真是冤煞了抄書人。

現在得書很容易，是用不著抄的，可是不能一概而論。前些時，《蕪湖報》曾報導一位名金傳世的六十八歲老者，於一九八三年手抄過《鄧小平文選》，花時四十八天，共抄三十多萬字，整整用完了兩大瓶墨汁、七十多張宣紙，寫禿了二十幾枝狼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