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總統批准陳哲男與陳敏賢分別請辭國策顧問、總統府顧問，但筆者要提醒不能在風頭過後，再授予官職或酬庸的公營企業職務；此外，既然司法已在偵辦，「除惡務盡」正是挽回司法公信力的最佳方式，類如三國時期「捉放曹」的情節絕對不可以再發生，否則司法這道「正義的最後防線」將永遠無法取信國人。

三國時期吳蜀聯合，火燒赤壁大敗曹軍，曹操率殘部一路逃竄至華容道，名將關羽橫戈立馬攔在當前，曹操無奈下馬跪倒關羽面前，大講過去對待關羽的種種「恩惠」，終於讓義名動天下的關羽沉思良久，最後作出放其一條生路的決定，這就是著名的「捉放曹」。

然而，曹操為了逃命在情急之下對關羽「動之以情」，雖是權謀，但關羽念及「義」字而「放曹」，多少還有道義可言，但如今扮演關羽角色的司法人員，對涉嫌各項弊端的高官則不然，捉放之間全然為「利」、體察上意或聽命行事，嚴格來說在共犯結構、投鼠忌器下，能有多少司法人員甘冒大不韙，即使「動搖國本」也要辦到底？

以過去的經驗，司法部門對涉案高官最後大都是「只查不處」，再說通過執法先「捉曹」，再由執法者自己來「放曹」的矛盾事，也並非只有司法部門才有，大到發展經濟、小到外勞管理，那一個部門、那一天不在上演此類矛盾劇？不難理解，在多數情形下「捉曹」是替國家代行法律意志，而「放曹」卻多半是利益使然，儘管這些利益通常並非國家或全民利益。

筆者相信類似「捉放曹」的事在外國也有，但在自詡為法治國家的台灣，脆弱的體系再也經不起司法破產。南韓在歷經一九九七年金融危機，在司法調查支持下調整經濟結構，居然查出幾千個違法事件，南韓的作法真的是即使動搖國本也要辦下去，如果南韓也玩「捉放曹」遊戲，恐怕近年來的經濟奇蹟不可能發生。

一千多年前的關公為一個「義」字，冒違抗軍令的危險義釋曹操，一千多年後的台灣，絕對不可以因「利」放了這些涉案高官，也不能容許有司法敗類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