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三月初，正當中國大陸召開每年施政最重要的「兩會」（即全國人民大會與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曾任《中國季刊》總編輯的美國學者沈大偉在《華爾街日報》撰文，標題為〈即將來臨的中國崩盤〉，吹皺了一池春水。

沈大偉是西方權威的中國專家，他提出了五個徵兆，做為論述佐證：一、為數可觀的中國經濟精英已做好準備，一旦制度解體，有錢階級將立刻出逃。

二、習近平上台後，更加深了二○一二年以來即已日漸緊縮的政治壓制，可見北京當局對自身領導權強烈的焦慮和不安全感。

三、很多政權效忠者對官方的政治宣傳意興闌珊，只是做些表態支持的假動作。

四、習近平的反腐運動鎖定前領導人江澤民的黨羽，而江仍是中國政壇教父級的人物，習本身所屬的「太子黨」則普遍受到大眾的厭惡，因此習對江的打擊策略，具有高度風險性。

五、中國大陸經濟面臨一系列體制上的問題，難以根治，想要解決可謂牽一髮動全身，難怪習近平的經濟改革方案，已遭既得利益群體從地方到中央的層層阻撓。

前美國總統詹森曾經說，政治精英在攀升的過程中，為了取得權力，往往需要遮掩意圖，但當他獲得權力，不再有偽裝的必要時，簾幕才會正式開啟。

從這個角度看，我發現將沈文與去年問世的《中國新皇帝》一書搭配閱讀，再合適不過！該書作者布朗，是前英國皇家國際關係研究所亞洲部主任，現在雪梨大學任職。

如果說沈文的重點在分析習近平權力展示，所可能帶來的後果，則《中國新皇帝》的貢獻，便是以剝洋蔥的手法，褪去新一代中國政治人物多年來覆蓋在身上的外衣，以求突顯走向權力核心的過程。

新一代政治精英的人脈網絡層疊交錯，如習近平在一九七一年加入青年團，就讀清華大學四年，加上身為老共軍領袖習仲勛的兒子，使他成為太子黨的一員，究竟該如何畫分習近平的黨派歸屬？

何況傳統黨派之說過於僵化，彷彿一個人的政治生涯絲毫沒有轉圜的餘地，與當前中國政治生態的複雜性和流動性不符，因此布朗指出，至少應從八個面向來觀察政治精英的崛起和沒落：

一、血緣關係，包括婚姻帶來的家庭網絡。

二、政治關係，亦即精英分子在黨、政機關出任要職所累積出來的政治籌碼和影響力。

三、透過友情和非血緣關係所建立的網絡，特別是年輕時、大學時以及在非政治場域以外所建立的社會關係。

四、商業及經濟利益，通常和省級的政商關係重疊，包括國家企業和非國企的商業活動在內。

五、知識文化界的關係，即精英分子在制訂政策走向時，多從哪裡尋求靈感？向誰取得諮商？布朗和《中國在想什麼？》一書的作者李納德一樣，都認為改革派與新左派的意識形態之爭，對今日中國政治的發展具有相當影響力。

六、軍方關係。

七、親密關係，包括情夫、情婦的私人關係在內。

八、政敵。精英分子在爭取權力的過程中，自然會製造各種敵人，若仕途平順，敵人可能不至於造成威脅，問題一旦出現，這些政敵便有可能聯手落井下石，帶來無法彌補的傷害。

這幾個參考指標，幫助我們了解西方的中國問題專家，如何解析中國精英政治的權力網絡，也給我們更多工具去詮釋沈大偉的五個觀察，尤其是政治、商業與私人利益如何在一黨專政的體制下交叉糾結，難以被雷厲風行的反腐運動所根除，反而製造了政敵的潛在危機。

習近平的強人政權，在風調雨順時或有至高無上的權力，但當弱點浮現時，也許是經濟萎縮，社會動盪，或者國際紛爭，學者卻不排除有在權力鬥爭或政變中被推翻的可能性。

沒有人能夠未卜先知，正確預告中國精英政治誰將成功、誰會失敗，然而學習從何處、何人、如何與做何觀察，卻有助於我們在中國大陸崛起的新世紀裡，進一步掌握中共政權未來可能的起伏。

蔡明燁（英國／諾丁漢大學中國政策研究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