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名能

有人說，張藝謀很會講故事；也有人說，張藝謀不會講故事。這實在是個有趣的現象，為什麼會有這麼兩極化的評論？

講故事和聽故事是人類的原始本能和需求，神話、童話、史詩、唱遊、演義、說書、小說和各類戲劇，都在講故事。近代科技發明了電影，只有一百年的歷史，它以影像攝取，鏡頭剪接，來操弄時空的「蒙太奇」（Montage）效果，成為魅力無窮的藝術和娛樂載體，其本質無非是在講故事。

電影又是綜合藝術，集合多種藝術專業的集體創作，導演是總指揮，集大權於一身，聚光環於一身。電影導演與音樂指揮的工作職責非常類似，都是依據原創，領導一批專業藝術家，共同製造出最後的藝術成品。

不過，音樂作曲的樂譜是一套精準的符號系統，其唯一的功用和目的即是作為演奏之依據，不同指揮和演奏家對原曲或有不同的詮釋，其間的差異非內行人恐不易分辨。

電影劇本僅可視為終端影像的文本大綱，不同導演依據同一劇本拍攝出的電影可能大異其趣，而且拍攝過程錯綜複雜，人為和非人為因素的影響，都能導致結果與導演和編劇的初衷背離甚遠。原創劇本尚且如此，當改編自文學作品時，差異更大。尤其原作篇幅愈長，愈出名，藝術印象愈深植，困難就更大。

證諸文學名著拍成的電影少有成功者，因文學所表現的是文字之美，電影表現的是影像動畫之美，兩者之間無法直接翻譯。

當然，導演可以他自己的原創劇本拍電影，正如指揮可以詮釋自己的音樂作曲。事實上，在近代學院制度尚未形成之前，電影導演的出身，不是劇作家，就是演員，如同音樂指揮的出身，不是作曲家，就是演奏家一樣。電影學院制式化以後，電影導演成了學院中核心的專業訓練，音樂指揮也成了古老音樂學院中，新興的熱門學科。

習得一身好本領

張藝謀在北京電影學院的專科是攝影，電影學院制度雖以專業分工，但對追求藝術的有心人，並不形成障礙，張藝謀就是最好的例證。學院提供廣博的學習環境，不同專業的理論和實務並重，全國精英齊聚一堂，相互觀摩競爭，一代代電影藝術人才輩出，張藝謀學得一身電影製作的本領，他是尖子中的尖子。

張藝謀的作品大致可分為四類，時間上也大致分為四個時期，他早期拍過一些膾炙人口的電影，如《紅高梁》（一九八七）、《菊豆》（一九九○）、《大紅燈籠高高掛》（一九九一）這些鄉野傳奇，叫好叫座。

接著他導演的《秋菊打官司》（一九九二）、《活著》（一九九三）、《有話好好說》（一九九七）、《一個都不能少》（一九九八）、《我的父親和母親》（一九九九）、《幸福時光》（二○○○），現實城鄉的故事，將他的聲譽推向最高點。

後來他向商業靠攏，拍了些大片如《英雄》（二○○二）、《滿城盡帶黃金甲》（二○○六）和《十面埋伏》（二○○四），似乎令人失望，甚至為他惋惜。同時他又跨界導演《歌劇杜蘭朵公主》（一九九七）、《北京奧運開閉幕式》（二○○一）、《印象．麗江》（二○○六）、《印象．西湖》（二○○六）等大型表演，被視為不務正業。

也許出於巧合，張藝謀早期成功的電影，都是改編別人的故事而成，雖然不論改編請的是原作者或他人，張藝謀的參與都相當深入，經常改得面目全非。後來的商業武俠片都沒有原作，而是為了拍電影，特別請人編故事寫劇本，往往張藝謀自己也參與初期編劇的工作，結果雖然商業上賣座成功，但不僅稱不上藝術性，張藝謀早期電影特殊韻味的勁頭也沒了。

有關張藝謀的評論，褒貶不一，其中的原因在於，有沒有一個好的故事，可能是成敗的關鍵之一。也許張藝謀不是原創作者型的導演，他自己並不善於編故事，但他是講故事的高手。就如同他不是羅貫中，但是他是一位把三國演義，說得神龍活現的說書人。因此說，張藝謀很會講故事；也可以說，張藝謀不會講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