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陳名能

張藝謀常強調，他導演時力求多變，不重複自己，他以學院訓練的背景及他個人藝術的天分和修養，我們看到他的電影的多樣化，也看到他力求不重複自己的結果，不過他的專業背景的特質或侷限有時仍會透露出來。

若以《活著》、《我的父親和母親》為例，來看張藝謀的變和不變，這兩部影片無論是題內容或導演技法上，都是極端對比大異其趣的。也都可能是他最具藝術性，也最有可看性的電影，而且都有獨特的「張記」電影語言的標誌。

《活著》一般認為是張藝謀最優秀的作品之一，由於政治因素在中國大陸禁止演出多年，但在國外不僅受到佳評，也獲得多項重要影展的提名和獎項。

電影《活著》出自余華的同名小說《活著》，由余華和蘆葦改編，敘述一個賭光家產的富農子弟——福貴（葛優飾），和他的父親、母親、太太家珍（鞏利飾）、兒子有慶、女兒鳳霞、女婿二喜、外孫饅頭（在小說中叫「苦根」），一家四代，歷經四十年末國共內戰，五十年代反革命、大躍進，六十年代文化大革命，卑微「活著」的故事。

中篇小說《活著》裡，福貴是一個典型的中國農民，認命的苟全在荒謬的時代中；電影《活著》，主要角色代表廣大農民，承擔悲苦命運的基調沒有改變，與小說最大的不同在結局，小說中所有的角色都死了，只剩福貴帶著一條老牛，向釆風的敘事者（作者）說自己的故事。電影則以福貴帶著家珍、二喜、饅頭為鳳霞和有慶上墳結束，張藝謀認為死太多人，過於悲苦沉重。

電影《活著》最特別的是，一直以道具來說故事，皮影戲的光影、聲腔及唱詞，不斷豐富敘事的進行，皮影戲箱更是貫穿全劇的角色，最後裝了小雞，並帶出有名的說白：「小雞長大了變成鵝，鵝長大了變成羊，羊長大了變成牛。」猶如詩詞中韻腳，在不停的打拍子。

水餃和饅頭也一再重複的出現，為連繫劇情的線頭。汽車更是重要的角色，福貴皮影戲的徒弟春生，在戰火中春生就表露喜歡開汽車，後來參加共軍去開汽車，戰後當上了區長，開車卻壓死了有慶，他來有慶墳前致哀，憤怒的鳳霞砸他的車子。

這些刻意的安排，看似偶然巧合，仔細想又似屬必然，此所謂「意料之外，情理之中」，正是電影《活著》最引人之處。電影《活著》加深了諷刺的黑色喜劇的成分，拉開視野，增減情節。此外，老宅子、煉鋼、眩麗的色彩（特別是紅色）等，在張藝謀的攝影機中，也都是出色的演員，拍成了這部講小人物的故事，卻近乎史詩的長河的電影。

張藝謀的《大紅燈籠高高掛》和《紅高梁》，在名稱上就標示了以物件（道具）作為電影主要的象徵，這種情形在電影上並不少見，如《單車失竊記》、《紅菱艷》等。張愛玲的小說以物件和色彩，鋪陳烘托情節，刻畫隱喻心理，更出了名，如《金銷記》、《傾城之戀》等，成了現代小說的教科書，引領風騷。但在電影中一再利用多項道具來主導講故事的，並不多見，除了《活著》，還有《我的父親和母親》。（下周續刊《我的父親和母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