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瑞騰

我在一九八四年底接手《文訊》編務，希望能通過媒體編輯進入現代中文文學的歷史縱深，以及橫向聯繫台灣以外不同地區的華文文學，於是展開全方位的編輯計畫，其中最費力氣的專題之一是「香港文學特輯」。那時，我還沒有到過香港，但我深知，從晚清開始香港便在複雜的亞洲情勢中扮演一個重要的中介角色；一個充滿滄桑的島嶼，在中國大陸東南沿海閃爍璀璨詭譎的亮光。

《文訊》的「香港文學特輯」觸及港島的文學歷史，特別是一九四九年以後的發展。刊出時間是一九八五年十月，第二十期。

稍後，我陸續看到香港文化界的反應，左右都有，正面肯定和負面批評都有，其中最讓我感動的是輔創刊不久的《香港文學》，在其「一周年紀念特大號」之「香港文學叢談——香港文學的過去與現在」專題中，熱情洋溢地評介了《文訊》這個專輯，題為「鞭策」。

《香港文學》創刊於一九八五年元月，一周年的香港文學專題有百餘頁，主要是通過香港的文學期刊看香港文學的歷史，想來也是創刊不久就著手規畫的，港台兩個重要文藝傳媒，幾乎同時間各自動員可能的文化和學術力量製作香港文學專題，出發點不同，卻頗能互補。

在〈發刊詞〉中，《香港文學》提出以「各地華文作家」為訴求的辦刊宗旨，一周年時更在〈編後記〉中明白表示，他們要辦的是一個「世界性中文文藝雜誌」。我長期觀察這個刊物，它其實是「以香港為中心」，這既是一種立場，也是一種視野，一個立足於香港的文學雜誌，既以「香港」為名，則香港作家及其文學，當然會是它的主要內容；但香港是一個國際城市，南來北往的華文作家在這裡交會，主客觀條件使它成為華文文學的中心。

一個編輯上的小動作說明了這個事實：在首任總編輯劉以鬯負責的十餘年間，在每一期的目次上，凡非香港本地的作家，必在其名字之上冠上其所在的城市名稱，譬如張錯在「美國．洛杉磯」，方北方在「馬來西亞．檳城」，黃東平在「印尼．耶加達」，陳子善在「上海」，羅青在「台灣台北」等；至於「香港本地作家」，採比較廣義的說法，譬如施叔青、鍾玲，她們在香港時，即香港本地作家。

我特別注意到該刊將區域華文文學集中表現成專題的情況，譬如在第一個十年即有：「馬來西亞華文作品特輯」（第一期）、「加拿大華文作品特輯」（第二期）、「新加坡華文作品特輯」（第三期）、「美國華文作品特輯」（第四期）、「泰國華文作品特輯」（第八期）、「菲律賓華文作品特輯」（第十一期），在世界各地，區域華文文學的存在組成「世界華文文學」，就我耳目所及，《香港文學》推動得最徹底。

在這樣的基礎上，第二任總編輯陶然先生增加香港本地文學的分量，且在文學評論方面投注更多的心力。

《香港文學》創刊三十年了，在劉、陶兩位先生的努力下，立足香港，放眼世界，成果非常豐碩。我和兩岸一些文友應邀跨海來賀，在旅店寫下這段文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