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林伯謙

清代朱彝尊〈雲岡石佛記〉有云：「雲岡之寺有十，建自拓跋氏，今之存者，特其一耳！石佛大者高七十餘尺，小至徑尺，斬山為窟數十，鑿佛數千軀，架以飛閣，凡客大同者，必游於是。」十寺在明代編修《山西通志》卷五就有記載，稱始建於神瑞（明元帝年號），終於正光（孝明帝年號），「凡七帝，歷百十有一年。其寺一同升；二靈光；三鎮國；四護國；五崇福；六童子；七能仁；八華嚴；九天宮；十兜率。」

而在此之前，金人曹衍〈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已有類似說法，只是十寺名稱稍不同而已。

然而究竟是從曇曜請鑿石窟開始，還是明元帝神瑞年間開始？清代湯貽汾《琴隱園詩集》卷十二〈石窟寺并記〉便疑惑「二說互異」；陳垣於1918年遊訪雲岡，寫下〈記大同武州山石窟寺〉，認為始建於神瑞之世無確鑿證據，仍應依《魏書．釋老志》所言，是曇曜請復佛的文成帝開鑿。

陳垣說：「曇曜之赴京，在復法之明年，即興安二年，西曆四百五十三年也。是時佛法初復，圖像大興，西域畫像，接踵而至，魏之先世，本有鑿石為廟之風（見《魏書．禮志》），佛教又重偶像，故能致此奇偉。」

周一良〈雲岡石佛小記〉的說法比較彈性：「曇曜在興安二年見帝後即開窟，抑為沙門統之後始建斯議不可曉。要之，石窟之始開也，在興安二年（453）至和平元年（460）之八年間。」

日本學者吉村怜《天人誕生圖研究．論曇曜五窟──曇曜五窟營造順序》指出雲岡開窟年代，「興安二年」說，有閻文儒、辛長青、陸屹峰、貝海瑞等學者支持；「和平初年」說，是自常盤大定、關野貞以來的說法，吉村怜也認同此說。

根據《魏書．釋老志》的原文為：「和平初，師賢卒。曇曜代之，更名沙門統。初，曇曜以復佛法之明年，自中山被命赴京，值帝出，見於路，御馬前銜曜衣，時以為馬識善人。帝後奉以師禮。曇曜白帝，于京城西武州塞，鑿山石壁，開窟五所，鐫建佛像各一，高者七十尺，次六十尺，雕飾奇偉，冠於一世。曇曜奏：平齊戶及諸民，有能歲輸穀六十斛入僧曹者，即為『僧祇戶』，粟為『僧祇粟』，至於儉歲，賑給饑民……」

此段話因為中間有插敘，導致學者對開窟年代意見紛歧；唯若以文中先用「曇曜白帝」，後用「曇曜奏」，則似乎「奏」為擔任沙門統之後上奏，「白帝」是興安二年奉命赴京，帝以師禮待之，但尚未擔任僧官的用語。所以筆者贊同於興安二年後，和平元年以前即展開鑿山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