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龔敏迪

巴金的筆名之所以稱為「巴金」，其實不用解釋。《老梁故事會》裡他就說了，是面對「文革」的政治需要。

一九五七年九月他寫給前蘇聯作家彼得羅夫的信中註解說：一九二八年寫完《滅亡》，當時正在翻譯克魯泡特金的《倫理學》，就取了「金」字；又得到朋友巴恩波自殺的消息，就在「金」字上面加了一個「巴」字。

俄國人巴恩波與克魯泡特金也都是當時蘇聯政治所忌諱的人，所以他需要這樣的解釋。

後來，他接受學者陳思和等人採訪，又說：他在法國寫《滅亡》，因不久前巴恩波自殺，就用「巴」字以示紀念；「金」是學哲學的朋友建議採用的。把「金」字也與自己撇清關係了。

無政府主義在清末民初的中國知識分子中間，曾經有過廣泛的影響。研究者一般把他們分為巴黎和華南兩系。巴黎系包括李石曾、吳稚暉、蔡元培、張繼等；華南系則包括劉師復、梁冰弦、陳秋霖等人。

一九四五年八月，毛澤東應蔣介石之邀從延安飛重慶，在談判的餘暇也會見了文化界人士。其中包括巴金。毛澤東對巴金說：「奇怪，別人說你是個無政府主義者。」巴金答道：「是啊，聽說你從前也是。」可見其影響之廣，巴金直至晚年還說：「我有我的無政府主義。」所以，那種解釋怎能當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