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喬（差事劇團團長）

歷史，特別是苦難的歷史，在歷經刻意的淹埋後，重新被挖掘出來，「紅字團」以藝術行動「Arts In Action」之名，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展開相關這段歷史的展覽，引發我們對於歷史的當代發問。

六張犁墳墓就在台北市近郊，一九九三年，因為白色恐怖受難者曾梅蘭歷經三十年鍥而不捨的追尋，終而，在墳墓一處竹叢下的亂葬岡，挖掘到他的兄長徐慶蘭的碑石……從而，便有超過兩百餘座簡單刻有姓名及死歿年月的碑石，陸續被挖掘出來。現在看來，恍若被刻意棄置於荒煙漫草堆中的「紅字團」。

曾梅蘭，於一九五○年代白色恐怖肅殺行動中，被判刑十年返鄉；他的兄長徐慶蘭，在被送往馬場町槍決後，未經家人收屍，便在反共肅清的荒蕪年代，與其他因社會主義信仰而投入當年地下黨行動的革命伙伴，被草草棄屍在墳堆的無名角落，從無人聞問到終而現屍，長達三十年的漫漫歲月！

歷史，特別是殺戮的苦難歷史，在歷經刻意的淹埋後，重新被挖掘出來，並被置放在公眾的展示平台前時，首先必然要先去面對的是：觀看者對於這段刑殺的視線。為何是這樣？如何形成？又怎麼被重新看待？這些都是視線的焦點。然而，存在於這些焦點背後的，卻是要以什麼樣的態度或方式，去讓曾經的殺戳面對當代的視線；又或，也可以反問，當代是如何去面對這樣的歷史？

因而，「紅字團」以藝術行動「Arts In Action」之名，在寶藏巖國際藝術村展開相關這段歷史的展覽，引發我們對於歷史的當代發問。很顯然地，回到那樣殺伐的現場去追溯、釐清、篩檢並指控國家在反共戒嚴年代的血腥或不義，不會是這項展示的重點。相反地，藝術如何介入歷史，又在介入時帶動了怎麼樣的社會反思？以及，相關於這些當下的庶民藝術，在形成的過程中，啟動了參與創作的人與歷史的對話，倒底是什麼？反而形成了整個事件的軸心！

當然，這事件背後存在一個重點。便是藝術與異質空間如何對話的詰辯。將都市社會運動轉入文化抵抗，自九○年代以後，便有許多案例可循。這是解嚴後，市民社會對於冷戰／戒嚴體制下，價值二元對立的挑戰；然則，相對於民主想像下的文化體制及市場產值化，到底市民參與的獨立自主性，占有多少的比例，卻是相當值得被討論的！

現在，針對這項稱作「藝術行動」的展示，出現了一個被視作藝術表現的場域：寶藏巖國際藝術村。以及，另一個歷史暴力的現場：六張犁白色恐怖受難者墓碑區。兩個在表相的價值上，其實難以直接類比，卻在意義的追尋上，可以找到另類關連的場域。若說要直面這裡的意義之追尋，便是對於「棄置」這個狀態的探究。

「棄置」，以及對於棄置的復甦，是當代藝術一項熱門的表現，也形成一種稱之為「Site Specific Arts」（即時即景）的美學。這其中，當然有藝術創作不破壞原本地景的深遠意涵存在。但，進一步延伸，卻也可以見到，藝術創作之於現代化對地景、歷史所形成的破壞的省思！在日本「越後妻有大地藝術祭」中，我們便得以透過法國藝術家波坦斯基（Botansky），在一座偌大的廢棄小學校中所展示的作品，深深體會到被文明及發展「棄置」的土地及農民們的呼吸及心跳聲，即便是在窒悶而幽閉的空間。類似的藝術反思，其實也存在於寶藏巖的「歷史斷面」：曾經如何是經濟發展階段，底層社會的一面鏡像，又如何在都市更新浪潮中，逃過險些被拆除的厄運。很可惜地，窮於應對城市文創產值或政治正確的文化行政部門，卻總是以形式的美感或市民參覽的美好，迴避斷簷殘壁間對於美的意義之追尋！

是在這樣的思考之下，六張犁白色恐怖受難者墓園的「棄置」狀態，從歷史的暴虐及刑殺，返身走進了藝術與社會對話的維度中。當然，棄置的美學原就意味反美學的層次；因此，廢墟化的包裝不免是城市中產美學的想像。這就一處長久處於亂葬崗狀態的刑殺者墓園而言，也是差距極其遙遠的……但或許也就是這種遙遠所帶來的「疏離效果」吧！我們似乎找到了如何經由一處受難者墓園的荒廢與棄置，來討論：這樣的異質空間如何被保存？如何也有展開藝術與社會對話的能動性。以及，相當關鍵的，如何在歷史的再現及表現中找到當代反美學的意義之追尋。•

藝訊：《紅字團2014-1949》展覽於台北寶藏巖國際藝術村52號、54號、71號，展出至八月三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