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漢寶德

總統府資政

不久前，我遇到一位營造界的朋友。他是我若干年前共同合作蓋房子的伙伴，由於非常認真負責，這些年，我已與建築界脫離，仍然記得當年一起工作的日子。這次見面不免談談當年愉快合作的經驗。談了一會，他嘆了一口氣，說最近幾年他是為公家做工程，不再有輕鬆的感覺了。他努力完成的幾件工程，一直收不到錢，感到很大的壓力。為什麼呢？

他也不明白。他自以為做得不錯，但是官員們卻一直挑毛病，就是不肯核定。公文向上遞，也沒有主管願意拍板。要怎樣才好呢？他不禁搖頭，苦笑。

從好的一面看，這是官員們負責任態度的反應。對工程監督的工作到了細緻的程度，不容有任何差錯或不令人滿意的地方。負責的官員不輕易讓工程結案。可是工程界人士都知道，大規模而比較艱難的工程，是難免出現與原合約圖樣未盡相符的情形。一個有擔當的政府官員應該掌握工程的目標，而對施工過程中出現的不可避免的細微的變更，可以坦然地接受。為什麼今天的政府官員如此小心謹慎，甚至棄廠商的權宜於不顧呢？我不太明白，因為在我年輕的時候，曾受邀負責修復彰化孔廟，是當時規模最大的古蹟維護工程。古蹟保存要原樣修復是無法畫出完整的工程圖樣的，也無法估算出準確的經費。所以我與當時的縣長商討，預算的估計應有百分之十五的彈性，以便在施工時發現有增加預算的必要。同時由民政局與建築師組成工程督導小組，遇有施工期間有改變工法的必要時，可把新工法交由小組商討決定，不必另行開標。在那個時候，政府官員可以擔當責任，同意在施工過程中的變更，是修復工程順利完成的原因。這種作業方式原是非常自然而且合理的，不幸經過幾十年政治風氣的變遷，官員的態度完全改變了。

坦白說，我逐漸退出古蹟修復工作，是因為政府的制度愈來愈官僚化了。

說得好聽些，由於政治的民主化，對於政府做的事，大家都開始關心起來了。不但有了各級民意代表負有監督的責任，利害相關的各界人物都有權利過問，提出問題，而且動不動就影射官員們圖利。即使是讓商人多賺了錢，也有「圖利他人」的罪責。政府官員索性雙手插在褲袋裡，對於涉及經費的工作不再負實際的責任。如有任何人提出疑問，他就把公事踢來踢去，不肯認可。有一個通用的辦法是組成專家委員會來審議，以推卸責任。如果遇到一群專挑毛病的委員，工程就永遠結不了了。

這實在不是公務員的錯。我聽到有些喜歡做事的公務員對於得不到上級的授權是非常介意的。年輕人一旦進入政府，得到重要的職位，誰不想發揮一番自己的才能呢？如果得不到信任，一舉一動都要呈請批准，還要應付一些無聊的閒言閒語，再有才能的人，完全沒有發揮的空間，如何能貢獻於社會？老實說，我為他們感到不平。

我們的政府原來不是這樣的。我在為國家服務的那二十幾年間，很幸運地，大部分是在所謂的威權時代。那時候我很運氣地被政府視為人才，讓我自由發揮。我曾在美國的市政府做過一段事，覺得他們的用人方式與我們並無不同，所以當我在科博館的建設時期，上級信任我，我也同樣信任為我工作的年輕同事。科博館開館後受到社會各界的鼓勵，實在是一個團體共同努力的結果。

很可惜，在我籌畫台南藝術學院的後期，政府制度改變了。機關的重要決策，之前都是我的責任，之後就成為上級的責任了。學校要建校舍原本是校長的職責，民主化後，要先做成計畫交教育部審查。似乎沒有人感到這個辦法約束校長的職權，因為大家認為這是防弊。說穿了，防弊等於一具枷鎖，把有才能的公務員拴成白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