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宰相王安石認為，漢字的音與形蘊含著萬事萬物之理，因此他花了大量心血撰寫了一部二十四卷本（一說二十卷）的《字說》。書中對字的不少解釋如：「五人為伍」、「分貝為貧」、「二戶相合而為門」、「訟者，言之於公」等，以會意解字，與清人「因聲求義」的方法暗合，對訓詁學的發展有一定貢獻。

　然而，王安石於形聲字不能辨別，而一概用會意來逞其臆說。這種隨心所欲、任意發揮的說字方法，與拆字如出一轍，宋人在野史筆記中，如羅大經的《鶴林玉露》、徐慥的《漫笑錄》、邵博的《邵氏聞見後錄》等，對此均有記載，連《宋史‧王安石傳》也說這部書「多穿鑿附會」。

　除此之外，王安石所注釋的《詩經》、《尚書》、《周禮》等文化典籍，被稱之為《新義》，他當政時，「一時學者，無敢不傳習」這兩部書，甚至主考官也專門用《字說》與《新義》作為標準來錄取考生，連孔子的《春秋》也被廢黜，不得列於學宮。

　可惜隨著王安石變法的失敗，連《字說》也成為禁書。結果，靠行政命令頒行天下、靠政治力量強制推行的這部書，終沒能流傳後世。

　然而，《字說》的一些殘篇斷章，卻往往作為笑料，被後人記載下來。

　王安石「篤」字的解釋是「以竹鞭馬」。果然有道理，你想，以竹為鞭，抽打在馬背上，怎會不發出「篤」、「篤」的響聲呢？可是蘇東坡卻問他：「以竹鞭馬為『篤』，不知以竹鞭犬，有何可『笑』？」原來，據清代大學者、著名文字學家朱駿聲考證，古時候的「笑」字：竹字頭，下面是一個「犬」字。北宋時期想必也是這樣，對於蘇東坡的質疑，王安石只能是啞口無言了。

　可是蘇東坡並不罷休，又問王安石，我這個東坡的「坡」字，是什麼意思呢？王安石滿有把握地說：「坡者，土之皮也」（明‧馮夢龍《古今笑史‧塞語部》）；蘇東坡笑嘻嘻地又問：「那麼，『滑』者，就應該是『水之骨』囉？」王安石又一次張口結舌。

　還有一次，蘇東坡大概不是當著王安石的面，而是與幾個文友閒聊吧，調侃《字說》道：「鳩字以『九』從鳥，也是有根據的。《詩經·曹風》中有篇《鳩》，開篇就說：『鳩在桑，其子七兮』；既然有七個孩兒，再加上爹和娘，不是恰好九個嗎？」

　八、九百年後的清末民初，廣東新會出了個著名的外交家伍廷芳，他學貫中西、博古通今，是近代中國的第一位法學博士。他雖然知識淵博，卻不搞尋章摘句，更不願一頭栽進故紙堆裡做考據的學問。

　尤其，他最討厭那些「呆頭呆腦的詩人和好以文墨誇耀的文士」（陳此生《伍廷芳軼事》）。偏偏他的下屬、財政部的一位祕書，最喜歡研究小學。所謂「小學」，通常是指研究文字、音韻、訓詁的傳統語言文字學。你喜愛、你研究倒也罷了，只要不影響本職工作，你大可以喜愛，大可以研究。可是，這位祕書先生和人家談天不到三句，就開始賣弄他的文字功夫。

　有一天，他又在喋喋不休時，伍廷芳笑瞇瞇地問：「你一股勁地鑽研小學，究竟有什麼意思呀？」

　祕書先生眉飛色舞地說：「實在太有趣了。比如說母親的『母』字，外面那個框框本來是從『女』字轉化過來的。內裡多加了兩點，是女子的乳房，意思是，女子有了乳，能夠哺育小孩子了，不就可以做母親了麼？」

　伍廷芳連連點頭道：「哈哈，我知道了！怪不得這個父親的『父』字，上面是個『八』字，下面的那個『乂』字，指著四個方向，做生意的人就把它看作『四』字。上下合攏起來，就是『八四』。你想，一個男人，到了八十四歲，還不該做老子嗎？」

　那位祕書先生，被伍老先生用歸謬法這麼一調侃後，估計和王安石一樣，總是少不了幾分的尷尬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