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日前公布「法治觀念調查」，結果出人意料。高達五成七的人認為「過於遵守規章制度，將導致人際關係惡化」；高達八成六的受訪者認為「南韓應更傾向於變通執法，而非嚴格守法」；兩成三認為「變通執法可更快解決問題」。

　南韓現代經濟研究院研究員分析稱，民主社會中，法律應當成為一國公民共同遵守的準則，但在南韓依然有人憑權力及金錢凌駕法律之上，政府有必要加大對領導階層及商業大亨不法行為的打擊力度，才能逐步提高南韓法治水準。

　南韓有多位總統及家族涉及貪汙。金大中曾獲得諾貝爾和平獎，但他的兩個兒子被控受賄和逃稅。全斗煥、盧泰愚先後因貪汙判罪。盧泰愚下台後，繼任者金泳三在任期間，允許家族企業擴張，播下金融危機的種子，在他執政的最後幾周，整個國家瀕臨破產邊緣，不得不向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尋求緊急貸款，他的兒子因腐敗問題被囚禁。

　南韓「法治觀念調查」反映了「上梁不正下梁歪」的結果。尤其在調查中，對領導階層的信心方面，有高達八成四的受訪者認為：「道德水準不高的人，成功後依然能獲領導層接納。」

　當我們談「情理法」、「法律不外人情」時，強調的是司法人員不應拘泥於法條，不食人間煙火。但「情理法」這個排序，若真的把「情」視為人際關係，而擠壓排第三的「法」，這樣的法治觀念就有待商榷了。

　台灣的民意代表被指責「關說」時，常表示只是「關心」。關說與關心僅一線之隔，當民意代表的權位愈高，其「關心」就愈有權威性，政府官員愈不得不「埋單」，於是「關心」就可能變成「關說」。民意代表又強調，「關心」是做選民服務。選民代表選票，做選民服務是在做人際關係，這是民主、選舉政治可能產生弊端的源頭之一。

　台灣有些民代、民選政府首長涉及弊案，因尚未三審定讞，政黨在選舉時，基於勝選考量仍會提名。或者，雖一審判決有罪，開除黨籍，卻在有爭議者當選後，接納恢復黨籍。這也會導致類似南韓人的心態：「道德水準不高的人，成功後依然能獲領導層接納。」相對來說，道德水準不高猶可原諒，違法者豈能接納？

　在司法審理中，關說與關心有模糊地帶。有人主張，關說有無違法應視其本質是否出於良善的關心，還是有對價關係的貪瀆行徑。就有民意代表認為，如果一件事沒有對價關係，「就只是給予方便，關心和關說都可以。但若有對價關係，不要說關說，就連關心都不行。」

　但有無對價關係，有時也不易辨明。有權威者的「關心」容易變成「關說」，回報可能只是一張選票，或一個人情，亦即人際關係，未必當下「兌現」，而在日後「發揮作用」。

　南韓的「法治觀念調查」結果值得吾人深思。對愈有權威者，愈應有高於一般人的道德要求；有權威者應嚴守分際，避免瓜田李下，畫清關心和關說的界限。民意代表與民選官員為選民服務時，所謂「給予方便」，更不能逾越法律界限。否則如南韓人一般認為「應變通執法，而非嚴格守法」，將難以建立法治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