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筆人：黃光國台灣大學心理系教授

在今年國家講座頒獎典禮上，獲獎人之一的工研院資訊與通訊研究所長吳誠文感嘆：這幾年，台灣學術界因為SSCI與SCI評鑑機制，而導致學術研究的本質遭到扭曲，不少學者為了追求SCI點數，被迫產出輕薄短小的論文，而無法累積研究成果。

　針對這個現象，他語帶批評地表示：「若台灣學術一直被SCI與SSCI牽著鼻子走，未來將不可能誕生諾貝爾獎得主。」行政院長江宜樺在肯定得獎者對學術界的貢獻之後，話鋒一轉，也談到學術界所詬病的SSCI與SCI機制。他表示，此一制度開始時雖然立意良好，但引入台灣實行，已經扭曲了學術研究本質，抹滅了學者做學問的熱情，「現在是該冷靜下來好好檢討的時候了」。江宜樺說，他已跟教育部長蔣偉寧討論有關SSCI與SCI機制的檢討與改善，希望能藉此推動台灣研究環境朝正向發展。

　針對外界對於此一議題的批判，教育部的典型作法是由次長陳德華出面表示：以論文數量評鑑教師確實不理想，教育部已不要求大學以此作為指標，而是鼓勵各大學自主「建立多元化的標準」。國科會的態度倒是比較明確，主委朱敬一、副主委賀陳弘、牟中原和孫以瀚曾經共同署名，發表了一份政策說明書，題為〈我們該如何看待「科研指標」？〉這份說明書指出：「許多當年鼓吹學研指標的台灣學者朋友，都強調這些指標具有『分辨魚目與珠』的功能。」「這樣的功能，是有階段性意義的」，「當重量不重質已成過去、多數人都已經有能力去追求優質期刊發表時，再去計較或追逐科研指標，就有沉溺指標手段、忘卻研究目標的危機？」為了遏止「學界過度評比科研指標的趨勢」，這份「政策說明書」宣示：「自即日起，國科會各類案件的申請者可以主動提供其文章發表刊物的各種指標，但本會將不會做任何僵硬的加權處理。」從教育部和國科會對SCI和SSCI機制的反應來看，大家都已經知道：這套機制的確「不理想」，事實也證明：有心人可以利用這樣的機制爭取權力，對國家學術的發展造成極為不利的後果。然而，教育部把改善這套機制的責任推給「各大學」；國科會把它推給「各類案件的申請者」，負責研究教育政策的國家教育研究院則是涼在一旁，「靜觀其變」。然而，在少子化的衝擊之下，台灣的高等教育體制正面臨大幅度的緊縮。在評鑑、續聘和升等的壓力下，大學教授們為了在這個體制中保住自己的職位，仍然不得不絞盡腦汁，拚命寫SCI和SSCI的論文。

　「解鈴還需繫鈴人」，政府主管機構不懂得如何針對國家發展的需要，制訂切合實際的教育制度，反倒把檢討和改善SCI和SSCI機制的責任推給「申請者」和「各大學」，結果一個攸關國家學術經濟與社會發展的案件，就在各部會「本位主義」的「跨部會觀望」之下，高唱「明日歌」：「明日復明日，明日何其多；我生待明日，萬事成蹉跎」；而我們的學術界也仍然要在這套機制的宰制之下，挖空心思，鑽研西方的研究典範，繼續作「誤國誤民」的「現代八股文」。用這種「推託」的方法糟蹋人才，我們的經濟不陷入「萬戶蕭條生野煙」的境地，已屬叼天之幸，又如何能夠走出「悶」的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