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人好吃，我覺得是值得驕傲的，因為是一種最基本的生活藝術。——〈談吃與畫餅充饑〉


張愛玲的這句話因為周作人而起。她評價「周作人寫散文喜歡談吃，為自己辯護說『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但是男女之事到處都是一樣，沒什麼可說的，而各地吃食不同。這話也有理。」將飲食男女並列，更加重視吃，可能是中國人的特點。

在中國，大江南北，無不以追求吃食的精美而爭先恐後。古時的聖人還教導小民：民以食為天，食以精為上。周作人的談吃，可以說反映了中國人的潛意識。張愛玲對此表示理解，但誰知道接下去她又說了句會讓當今紹興人憤憤不平的話：「不過他寫來寫去都是他故鄉紹興的幾樣最節儉清淡的菜，除了當地出筍，似乎也沒什麼特色……」

常言道：多吃沒滋味。推論起來，多談也是乏味的。張愛玲對周作人有批評，認為同類題材寫得過多，會令人掃興。周作人還有另一個愛好，後期寫文喜抄古書，被人戲為「文抄公」，對此一點，張愛玲大概也是不喜歡的吧。

但有一個現象值得注意，晚年的張愛玲在美國，寫〈談看書〉時，恐怕其中的一部分內容，也可以視為一種「抄襲」，借他人、他書來表達自己的寫作意圖，給人豐富的知識。

這樣的「抄襲」，也許正是一條寫作的好途徑。若此說成立，周作人的抄書，也是抄得高明而有藝術性。

其實，張愛玲受周作人的影響，比比皆是。如周作人譯有一首日本詩：「夏日之夜，有如苦竹，竹細節密，頃刻之間，隨即天明。」張愛玲推薦給姑姑看，她姑姑不喜歡：「姑姑是『輕性知識分子』的典型，她看過之後，搖搖頭說不懂，隨即又尋思，說：『既然這麼出名，想必總有點什麼東西罷？可是也說不定。一個人出名到某一個程度，就有權利胡說八道。』」(〈詩與胡說〉)。

張愛玲似在為姑姑辯論，但「苦竹」二字還是值得注意。〈詩與胡說〉發表於一九四四年八月，是時張愛玲與胡蘭成結婚，十一月，胡蘭成創辦《苦竹》月刊，也許與此不無關係。

不管張、周之間的觀點如何，張愛玲為「談吃」也是嚴肅的「藝術」辯解時，周作人確實派上了用場。

（摘錄自龍圖騰文化《張愛玲一百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