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回讀《一千零一夜》總難想像故事裡的西亞海上行宮是怎麼模樣？蘇丹皇帝如何於潮汐往復中奢誇與寂寞，在裂岸拍浪中感受自我與帝國的搖撼。於土耳其朵瑪巴切皇宮漫步，各色不同的木片組裝地板階梯咿啞悲鳴，往日雄偉帝國已然衰朽的歷史。最終我停佇在將近半個操場的大宴會廳，金箔綴飾挑高的巴洛克式空間設計，我站在君臨其間的蘇丹皇座往前望去，正是那博斯普魯斯海峽的無盡蔚藍。

大宴會廳正中懸掛昔日英國維多利亞女王相贈重達四點五公噸由七百五十個燈束組成的水晶燈。逐一點亮這水晶燈後，必然能使朵瑪巴切皇宮成為博斯普魯斯海峽上的璀璨明玉，讓所有夜航人料想蘇丹不眠的隻眼。然而如今站在歷史航道彼端，體認鄂圖曼土耳其帝國其後如何與晚清般航向凋敝的我們都知道，這終只是座最華麗的殘燭。

土耳其帝國告終後，朵瑪巴切皇宮成為後續土耳其共和國國父凱末爾的官邸。皇宮內時鐘都停在九點零五分，永遠凝結在凱末爾死時的那一刻。所有時間在此永遠止步，我走在凱末爾永恆的死訊，無論皇宮如何華麗，無論萬千宇宙如何循環。這皇宮時鐘創造的時差感與灰滅感，讓我不禁想到張愛玲〈傾城之戀〉的經典開頭：「上海為了『節省天光』，將所有時鐘都撥快了一個小時，然而白公館裡說：『我們用的是老鐘。』……他們唱歌唱走了板，跟不上生命的胡琴。」比時間精準推移更重要的事，是我們對時間的感受，是我們活著的方式。這力阻時光飛馳，堅決把我們挽留這華麗宮殿中英雄退場這一刻，似乎意圖將空間記憶由蘇丹移轉到英雄，由帝國推移到共和國。

身處在這歷史凝止隱喻中，我的記憶走了音，對不了位，因為我想起的，不是晚清的中國，而是我的國中。

我的國中時期，是充滿廢都陰影的時刻。我圍困在不知從哪搬來各種參考書所搭建的書城，像帝國紫禁城中最後的皇帝溥儀，哀哀莫名堆壘於身上的「天命」。參考書所追求唯一的正確答案，離我的人生還有不少距離。我無頭蒼蠅在各種定義、公式中亂繞，並沒有對時間具體的感受。每一學期前中後三大考，甚至高中聯考，並不能如亞里斯多德戲劇理論般，為我的時間感創造良好的戲劇結構。

於是我時常「移駕」出城，抱膝坐在三樓公寓家宅後頭的鐵窗陽台，城市高低違章凝固成鐵浪，萬物在此釘止不前。我停滯在那裡，像是還沒發生的事。後來我知道，這世界既不是有了起點，就會有終點；也不是有了終點，就會有起點。而是若沒有真正具意義的目標，就沒有開始與結束。那時不知為何，有時閉眼我會看見腦海中一片錯雜如草書的黑色畫痕。而每次再閉眼看見時，圖景總會多再刻畫幾筆。繁密如藻荇、松針的畫痕彷彿要編織一片黑夜，我害怕我最後便要永恆陷落其中。

那段時光，我記憶最深的一件事，是有一次我忘關上油性簽字筆蓋，就將筆便丟入國中書包裡。書包上就在不知不覺由內在書包表面，暈染出一片圓點。我用盡各種方法都洗不掉書包上這圓墨點汙漬，於是突發奇想便在圓點上描摹了繫鈴的絲線，並在一旁用我當時自己所能寫出最美的字體，寫下「解鈴還需繫鈴人」七個字。調動時鐘的快慢行止，隱喻我們想銘刻、想遺忘的記憶；那時年輕的我，也大約知道解鈴與繫鈴，隱喻自我命運的拆解與背負之道。但我看著書包上的鈴鐺與字句，希望的卻是它能在我所要深陷石頭裡的凝固夜黯中，召喚風，明亮地響一回。於是，我背著書包，像背著風旗努力努力的跑著……

最後，我並沒有在慘綠少年時光中，聽到書包上的風鈴響起。儘管啟蒙的時刻，還沒有以音樂的形式發生，但我卻珍惜在那片刻我對汙漬，所能啟動小小的美麗想像。如今回顧人生前塵飆起懸落，理想殘喘幾如火中枯葉。如果可以，我希望能回到我自身浪漫主義萌發的起點。陪著那背書包的少年自己，在一次次年輕飛奔中，像等待大海飛魚，在風裡努力尋聽最最明亮的鈴聲與福音。 （本專欄結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