驚聞冬瓜（郭東修先生）逝世時，在北京拍片的我，隨即面向台灣，向他默哀悼念。

二○一二年的四月，我所尊敬的張美瑤女士棄世，她的後事，家屬指定冬瓜所開設的「菩提心」殯葬公司處理。

美瑤姐一生行事低調，連後事也不想驚擾社會，所以囑咐家屬不必發喪。承辦她後事的冬瓜，謹遵家屬所託，不論媒體如何窮追猛打、苦苦追問，始終三緘其口，滴水不漏，不因客戶是名人而藉此拉抬自己身價；同時事後也不計較喪葬費用，淡泊名利的風骨、恤亡撫孤的慈心，令我相當感佩！後來又聽前華視總經理王麟祥先生說，冬瓜因工作的機緣，常濟助很多無錢送葬的人，也長期贊助無名屍的處理事宜，是個為善不欲人知的善人。

以此因緣，我結識了冬瓜這位朋友。那時他剛出版《黑夜裡的送行者》一書，承蒙他相送，我馬上一讀為快。這本書內容，正是他如何從艋舺「大哥」到殯葬禮儀師的歷程，也等於是他的平生略傳。我一讀嘆為觀止，直覺是絕佳的戲劇題材，於是向他表明想要改編搬上銀幕的心意。他「阿莎力」地應允，當著面，授權給我影像的拍攝權。

之後我帶著編劇，多次採訪冬瓜，企圖再從他口中，採集更多的生命歷史及內在心情。冬瓜倒是侃侃而談，他道地的台語、江湖的「氣口」，談生說死都一貫冷然的表情，簡直就是最「戲劇」的化身，我和編劇每次出來都有點恍神，不知還能以什麼樣的戲劇調性來刻畫這樣的一個奇人。

因為題材太殊勝，我求好心切的結果，反而落入劇本一改再改的命運。歷任幾位編劇寫的腳本，我都覺得不到位，心想，也許先作一些其他的工作，歷經沉澱，再回頭來看，就能理出頭緒吧！

冬瓜本人倒是安之若素，從不問我進度如何。最後一次我去到新生南路他的工作室找他，他其實剛出院，因為心肌梗塞及時被人發現，住院幾天之後，勉力接受我的到訪。談話間，他不斷泡茶招待我們，氣色看來不錯，生生死死盡付笑談中。

談著談著，談到他年輕時候，因為想做一些和別人不一樣的事，竟在胸前刺上手執鋼叉的勾魂陰差牛頭馬面圖案，旁人也許覺得很不吉利，但在心口上烙了這兩尊圖像後，好像預告著他後半生必須為亡者服事的宿命。我以影像工作者的直覺，不客氣地要求他讓我拍張照；他遲疑了一秒，馬上拉起上衣，露出他鮮少示人的胸前刺青，讓我拍下照片。

之後不久，我應中國的戲劇拍攝邀約，赴中國北京展開長達數月的導演工作。期間我時時掛念著我在台灣的幾個拍攝計畫。隔著時空想到冬瓜，更覺得他是一位豁達大度的性情中人，有著為善不欲人知的大度；仔細讀過他的書，或和他有過交誼的人，就會了解，他不是那種為非作歹、無法無天的流氓，他是真正重五倫、講義氣的「飄撇的人」。

冬瓜信守承諾的風骨令我感動，我亦在他的面前，發下拍戲的諾言。我會信守承諾，終會把這部戲劇作品供在他的靈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