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鍾喬 圖／達達創意提供

具世界公共性的藝術

當今世界，對地球環境危機意識的喚起、對資本主義倫理觀的質疑、對非城市地區的離棄等現象，與農業問題重要性的日益提高構成鮮明反差，取代城市藝術的藝術正待冉冉升起。──北川富朗



做為世界知名，身兼「大地藝術祭」與「瀨戶內海藝術祭」於一身，並且有高度說服力及號召性的策展人：北川富朗。無疑地，以藝術如何連結空間，並在創造地景的有機性下，呼喚歷史脈絡及自然生機的延綿；非常動人且具普遍共識的另一項前題是：藝術「公共性」的提出，在「空間」、「歷史」及「自然」的連結所形構而成的場域中，民眾的願景，如何從在地的能量，以一粒種籽便擁有的續生力與世界發生互動、對話的機緣，創造藝術在這變動社會中的美感。

在這樣的脈絡下，北川於二○一一年，在北京的一場演講中，提出了具國際性視野的策展理念。

他說：「並不是單純邀請世界頂級藝術家、眾多人參與的國際藝術展，而是向世人展示一種姿態——一種席捲那些被不斷被遺忘的人口稀疏地區、珍視並連結地球上每一寸土地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姿態，是一種祭祀的慶典。」

因為，並不是嘉年華式的藝術展示，也不僅僅以吸引觀光人潮或促銷文創產值為想像。這樣由藝術家所形成的公共場域，便也展示了一種以祭祀的慶典，向世人表現出來的「姿態」（姿勢與態度）。他進一步，相當謙虛、卻又自信地表示：

「對於藝術家本人，通過參加這種三年展，來到實地，從而才對時間的形象化、藝術的協動性及其帶來的喜悅、重新認識並連結人與人的動向。同時，通過觀察發生的事情，這兩大三年展，已經成為確定當代藝術未來發展方向的重要場所。」

可以說，以上的發言，形塑了北川所策展的「大地藝術祭」及另一舉世矚目之「瀨戶內海藝術祭」的風貌。這是藝術得以在公共面前現身，且具備文創產業中文化創意意涵的突圍性觀點。對於當前台灣藝術創作連結文創產業的聚焦，有著高度的啟發。

藝居共生

從「大地藝術節」到「寶藏巖」。又或，從「寶藏巖」到「大地藝術節」。都是藝術現身的舞台。誠如北川所言，是「本著『人類離不開賴以生存的自然』的理念，藝術家、當地居民、支持者們以山區為舞台，開展一系列跨地區、跨領域、跨年齡的合作……」

這樣的合作，在「大地藝術節」中，是以日本越後妻有地區（新潟縣十日町市‧津南町）的山裡，每三年舉辦一次的世界最大規模國際藝術節。

該藝術節的目的在於憑藉藝術這一載體，挖掘、提升地區內在價值，向全世界推廣，從而建構區域復甦的新動力。繼二○○○年、二○○三年、二○○六年、二○○九年四次之後，而於二○一二年完成第五屆藝術節。

其成果是創作出眾多藝術作品，並通過這些作品，構建人間關係的網絡，使那些正在陸續消失的自然環境、梯田、風俗、村落等得到再生與復甦，從而實現繁榮在地產業與經濟的目的。

是藝術的現身。更是藝術公共性的現身。連結了「大地藝術祭」與「寶藏巖國際藝術村」的文化想像。此一文化想像，若以連結「空間」、「人」、以及「藝術作品」為核心，恰也是運用了劇場的創意元素，搭建起來的一座結合「文化治理、公共藝術及劇場」三大意象的共生舞台。

而這個以「共生」為命名的舞台。就在形成世界獨特性地、有居民居住的「寶藏巖藝術村」中發生著。就如同「大地藝術祭」所揭示的地球環境、生態、被遺棄的村莊如何以藝術的再生，找尋到復甦人間關係網絡的節慶一般。

「寶藏巖藝居共生」是台北在國際城市呼應、交流環節中的文化風格。若以北川對「大地藝術祭」是一種姿態來加以聯想。那麼，這令人側目的寶藏巖文化風格，正盎然意圖冒出生機來，其核心軸線，恰在於讓藝術經由劇場敘述的互動功能，有機地融合社區的朝氣，並充分運用特殊空間，以環境劇場做為主要的表現精神，融合文化治理、在地居民、公共藝術、劇場為一體。

在這樣的脈絡下，首先，我們要思考的自然是空間與人的問題。亦即，在經過藝術村的整合及治理後，外來參觀的民眾如何參與並觀看層疊交錯的地景，在地居民又以何種方式，來對待自身的被看以及看見變化中的生存場景。這中間，另有藝術工作者將以怎樣的身分出現又沒入參覽者及在地居民之間。

總體說來，這是視線的問題。說得明白易懂，也就是「看」與「被看」的問題。這是寶藏巖和其它任何文創園區或說聚落保存，最大的差異。

也是，它得以和「大地藝術節」精神相契之原因。因為，「藝居共生」從另一個觀點切入，便是誠如北川所言，「在席捲那些被不斷遺忘的人口稀疏地區、珍視並連結地球上每一寸土地和生活在那裡的人們的姿態。」

活的寶藏巖是一個動詞，不是名詞；它是動態的、不斷生長的，不是靜態的、已經有答案的；它是走不完的過程，每一個逗點後面，都還有新的驚嘆號或者問號。但，也因此，它須要與「大地藝術節」這樣具世界性國際藝術想像的慶典，多做交流與學習。

這是在文創產業盛行年代，為兼顧文化及觀光雙向益處，所有關切藝術公共領域的人們必備的世界觀或國際視野。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