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高祖劉邦在未發跡時，是秦代農村裡一個小小的亭長，識字不多，並無什麼學問。他當了漢代的開國皇帝以後，很看不起讀書人，一次竟然大耍流氓，拿那時讀書人戴的帽子來撒尿。

身為「至尊」，做出這種不體面的事來還像話麼？有人勸他好好地讀些書，他卻回答說：「老子馬上得天下（即用武力），要《詩》、《書》何用？」可見他是個不學無術之輩了。正因為如此，秦始皇焚書坑儒，訂立了禁書政策，到了漢初，仍然「陰魂不散」，劉邦還是「挾書有禁」。

直到漢惠帝時，才廢除禁書政策，並且派人到各地去搜書，於是長期來被禁的書復出。

西元前一八八年，惠帝之後歷經文、景二帝，到武帝一代，搜書工作更大規模地展開，並「置太史公，命天下計書先上大史，副上丞相」，太史、丞相掌握國家藏書，當時「外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這樣一來，百年中「書積如丘山」，數量之多可以想見。

又過了若干年，即西元前二十六年，成帝又因書「亡佚尚多」，派了「陳農求遺書於天下」，並且把搜求來的書加以校理。參加這次校書的主要有四人，他們的分工是：光祿大夫劉向校經傳諸子詩賦，步兵校尉任宏校兵書，太史公尹咸校術數，太醫監李柱國校方技。從此開創了中國歷史上的校書工作。

在上面說的四人中，劉向出力最多，他的校書方法：首先，把搜來的書相互對勘，將錯誤處改正、遺漏處補充、重複處刪除；其次，對有些沒有書名篇名的書，一一加上書名篇名；再次，對已校正的書寫出內容提要和介紹批評文章，連同正文送皇帝審閱。

這幾項工作當然是相當繁複的，書未全部校完，劉向就死了。死後，他的兒子劉歆繼其業。劉歆進一步把校好的書分類排比，編出目錄，再奏報哀帝，最後總其成而成《七略》定本。

所謂「七略」，一曰輯略，是一篇總論性質的東西；二曰六藝略，指儒家的《詩》、《書》、《禮》、《樂》、《易》、《春秋》及其他；三曰諸子略，收先秦百家諸子之書；四曰詩賦略，詩和賦包括在裡面；五曰兵書略，兵書屬之；六曰術數略，科技之類的讀物；七曰方技略，是一些雜書，如醫方、經、神仙等。

《七略》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目錄書、分類學書，收書頗豐，據說有三萬多卷，可惜的是這些書壽命都不長，西漢末年王莽建新朝，漢代帝京大火，大都被毀。

西元二十五年，劉秀誅王莽，自為光武帝，建都洛陽。光武帝與劉邦不一樣，他對讀書人頗為尊重，尤愛文籍，於是學者紛紛負笈而至。宮內除了有石室、蘭台二大書庫外，又把東觀和仁壽閣闢為藏書之所，同時又以班固、傅毅為采書郎，再次校理藏書。班固於是按照《七略》的分類，著《漢書．藝文志》，把當時存世的古書一一列出。至今此書尚存，我們可以從中見出古書的一些面貌，故為學者所重。

漢代的搜書和校書，是很值得稱道的，我們現在所能讀到的漢代以前的古書，大部分是漢代搜來並經校過的，且在校的過程中，除少數外，大體上未失原義。

這幾次搜書和校書，是中國書史上的一項開創性工作，對後世影響很大，此後幾乎歷代封建統治者都有仿行的。劉向通過校書還總結了一條經驗：「一人讀書，校其上下，得謬誤，為校：一人持本，一人讀書，若冤家相對，為雔（仇）。」此後歷代校書大體就是採取這個經驗。（大地出版社）